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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张秀春和王方约好在南岗“尼古拉教堂”接头。不料，领事馆警察突然采取行动，一举抓捕了张秀春。碰巧，王方有事未赴约，只是让一个情报员来接头，结果情报员也一同被领事馆警察署的特务捕获。
张秀春和那名情报员被押到领事馆地下监狱。经过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王方的地址。很快，领事馆警察署的大批警察包围了王方的住处，将其当场逮捕。在其住处搜出大量日军机密文件和一批照相器材，爆破器材，武器。一周后，王方组织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抓获。
几天以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警察署将“王方案件”移交给日本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
由于王方组织是哈尔滨日伪警特机关破获的第一个“苏联间谍集团”，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给予高度重视，派遣苏俄专家大岛正太郎中佐前来指导此案的审讯工作。王方一开始受到“优待”，被安排在一间舒适的房间内，由一名特高课曹长看管。
审讯一开始，大岛正太郎软硬兼施，企图诱使王方就范，王方始终横眉冷对，不为所动。日本人恼羞成怒，将他关进一间真正的牢房内。
“当”，铁门一开，王方被推进了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牢房。
王方仔细打量牢房，四周都是石壁，只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窗，上面的铁栅栏足有小拇指粗细。地上是一堆稻草和一床不知盖过多少人的被子。
午夜，犯人睡了，看守也睡了，王方开始行动，他从乱蓬蓬的头发里取出一根钢丝，迅速打开手铐脚镣。然后，又从鞋底的夹层中抽出一柄纯钢的小钢锯条。
“嚓嚓——”王方贴在窗口，用小钢锯轻轻锯着窗口上的铁栅栏。
十分钟后，一根栅栏被锯断。
走廊传来看守的脚步声，王方佯装睡着，躺在草堆上。看守从铁门的小窗上望了望，又走开了。等看守走远，王方爬起来，继续锯第二根铁栅栏……三根栅栏锯断后，王方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小窗，跳到地面，紧贴墙根，攀上房顶。
王方在房顶上发现围墙都带电网，围墙外不远有一棵老杨树，最近的树枝距墙也就二三米。王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奋力跃起，像一只敏捷的猴子般跃过围墙，抓住墙外的树枝，逃了出来。
王方逃离监狱后，走胡同、钻地沟，绕开巡逻的警察、宪兵，悄悄来到极乐寺附近。他见四下无人，便来到一棵大杨树下，从根部的一个小洞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有伪造的“出国证”、“身份证”和一些满洲币。
凌晨，王方在三棵树火车站，偷偷爬上一列开往新京的货车。等货车一过德惠便下车，出了车站后，吃了东西，买了衣服，化了装，又重新乘坐客车直奔奉天，最后逃到北平。
王方越狱逃走，震动了整个“满洲国”，此案相关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伪满警察厅从上到下都开展了“自查”活动，进行深刻反省。
日本宪兵队哀叹“本来对王方一伙阴谋集团的审讯，已致暴露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活动本质。但不幸随着王方的逃跑，对此探明暂时受挫”。
第六章 与特高课周旋的人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1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古老的俄式房间内，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围坐在壁炉旁取暖，壁炉内烘烤着几个香喷喷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递给别尔津，“别尔津同志，据说，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命令您亲自向他传授谍报经验，用于指导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这回事吗？”
别尔津接过白薯，说道：“是的，当时我代表联共（布）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情报侦察部门的四项任务和一项基本原则，听说后来对中共侦察部门很有帮助。”
阿尔布拉莫夫也取出一个白薯说：“这件事我记得，四项任务是：1。打入敌人内部；2。搜集情报；3。惩罚叛徒；4。筹集经费。一项原则：侦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绝对不能用于党内斗争。您还特别强调这是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制定的。”
别尔津用嘴吹了吹热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国同志很能干，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受训，将来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剥开白薯皮说道：“别尔津同志，瓦尔德尔和古斯达夫已经在中国展开工作了，听说成绩不错。”
别尔津吃着白薯说：“我熟悉他们两个，他们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阿尔布拉莫夫说：“是的，他们都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相信会不辱使命的。”
别尔津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来到窗前，注视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1938年7月，别尔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别尔津是苏联现代军事侦察体系的缔造者。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红军得以吸收大量充满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欧洲各国职业革命家加入侦察部门，“二战”时著名的佐尔格侦察小组和“红色乐队”就是别尔津在30年代初亲手布建的。同时，别尔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情报侦察部门的指导者，他的遇害是当时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大损失，其消极后果在日后很快体现出来。
第2节 “满洲”第二情报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虽然还有阵阵寒意，但从海河上吹来的春风已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
天津火车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动。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不时地耀武扬威地走过，行人对之抱以鄙视的目光。
车站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牌汽车。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轻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时向出站口张望。
此人便是肩负重任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杨奠坤，代号瓦尔德尔。
随着出站口涌出大批旅客，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视线。杨奠坤几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道：“你……终于来了。”然后用手一指，“快上车吧。”
这个中年人就是杨奠坤的助手张逸仙，代号古斯达夫。
张逸仙紧紧握了一下杨奠坤的手，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两人向“福特”轿车走去。
轿车启动，驶向了英租界。
轿车停在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一幢楼房前，杨奠坤、张逸仙拎着行李进入楼内。
两人来到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房间里。
杨奠坤拿起脸盆，用暖水瓶倒了些开水，“来，老张，洗洗风尘吧。”
张逸仙脱去外衣走过去洗脸，坐在一旁的杨奠坤发现他走路有点瘸，不禁问道：“老张，怎么搞的，你的脚？”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张逸仙一边洗脸一边说，“越境的时候，我穿的那个大毡靴太别扭了，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没走几步‘咣喳’一下踩进水坑里，拖出来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这样，等我到哈尔滨的时候，右脚三个脚趾已经变黑，后来到医院就割掉了。”
“老张，你可遭罪了。”杨奠坤关切地说。
入夜，两人将窗帘放下，只开一盏台灯，开始研究工作。
杨奠坤开口说：“明天，我得赶快去见我们的领导人。他叫伊万诺夫，是总参情报部的一名少将，现在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坐镇指挥。”
张逸仙说道：“莫斯科情报学校的中国学员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归他领导。”
“不会的，”杨奠坤分析道，“总参情报部远东指挥部设在上海，估计至少有二三个‘格柏乌’的情报军官在那里指挥。学员们遍布关里关外，基本上自成系统，各自为战。”
“那我们这一组的任务是什么？”张逸仙问。
“见了伊万诺夫就知道了。”杨奠坤微笑着说。
第二天，杨奠坤独自一人来到德租界中三街西侧的一家德国书店，见到了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微笑着示意杨奠坤到里面的书架前，然后小声对他说：“你们的工作要马上开始。从情报组织的序列上讲，你们属于满洲第二情报组，总部设在天津，你当组长，古斯达夫担任副组长。今后的任务是吸收新同志，调查日军的军事动向，迅速在天津至奉天一线建立情报点。”
杨奠坤点点头。“工作可以马上展开，可是我们的经费已经光了，可否……”
“经费不成问题，”伊万诺夫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