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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惋惜时，苗可秀激动地表示，邓铁梅的血不会白流，前不久，铁血军已诛杀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沈廷辅。
接下来，苗可秀向汉布尔格谈起了请共产国际支持抗日武装的愿望。汉布尔格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共产国际。
中午，汉布尔格在苗可秀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小米饭、炖狍子肉。虽然，她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但感觉还不错。
汉布尔格回到沈阳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关情况。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中央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汉布尔格发现，他穿了一身长衫，头戴一顶礼帽，与自己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王济之却苦笑一下，告诉她，自己的家里很穷，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已非常困难，根本无钱添置衣服。细心的汉布尔格记在心上，在第二次接头时，汉布尔格将一套包装得很好的西服送给了他。
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而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的会话。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汉布尔格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接头的同志。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这种做法无疑增大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出面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尽管硝酸铵是农业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务们肯定还知道它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将硝酸铵按比例配制一定数量的高锰酸盐或铅粉，就制成了炸药。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此处属龙山区，再往前就是杨靖宇所部活动的江一带。
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像约定的那样，来人并未向汉布尔格表示问候。他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向前走去。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大约40分钟，便进入山区。尘土像烟雾一样笼罩在马车周围。多年来这里似乎不曾有欧洲人来过，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老百姓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后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中，有两个战士冲赶车的同志打招呼，顺利地放行。
出了树林，是条潺潺的小溪，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人们叫它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过，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自认对发报机有一定了解，决心帮助他们。
“那太好了。”杨靖宇扭头对一位女同志喊，“小刘，快过来。国际来的同志要帮你修发报机。”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她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镇纸）上边一根缠有锦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入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丝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辊丝钉，第二条被缠在黄铜尺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她是个细心的人，她发现黄铜尺（镇纸）上刻了许多文字，便问是什么意思。杨靖宇便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这句话汉布尔格印象很深，多少年以后还记得。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
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汉布尔格告诉自己，王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记错了他们约会的时间。汉布尔格绕道去找恩斯特，她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汉布尔格激动的心情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来回游荡。他也像她一样等待了15分钟。汉布尔格心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汉布尔格一直在设法压抑对王济之的担心。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他真的生了急病，也不大可能耽搁6天的时间。
汉布尔格只好向中央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大家都知道被捕即意味着死亡，而且还要遭受严刑拷打，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如果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包括汉布尔格，都不可能平安活着。
根据笔者查阅的敌伪档案得知：王济之于1935年1月底在大连被捕，尽管日本警察机关对王济之等人严刑逼供，但始终也没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最后只能在档案中记载该组织负责人是个外国妇女，因巧妙失踪而未能捕获。
中央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汉布尔格带着她的全部财产，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