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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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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尔顿在国民党高层有三个重要关系。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陈绍韩,最后一个便是武昌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思慕。

另外,华尔顿还掌握一个绝密的关系,那就是在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任少佐课长的川合定吉。

在这里,刘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迹,是要重重地书写一笔的。

刘思慕敌营脱险

1934年12月,长征红军离开江西转进湘黔。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在武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因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与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荐他出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甘乃光是刘思慕岭南大学时的同学,刘思慕考虑,如果利用他的关系打入武昌行营,相信会对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

这时,华尔顿正因章文先离开后,组织上失去在敌人核心机关的情报来源而犯愁。听了刘思慕的建议后,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甘乃光当时正网络人才,安插亲信。像刘思慕这样喝过洋墨水的“笔杆子”,当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刘思慕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进入了武昌行营第五处,当了一名上校法规专员。1935年初,刘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楼上。

不久,刘思慕便和另外几个专员打得火热,很快得到了不少情报。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带回家去偷拍,然后,到汉口把胶卷交给情报组织派来的交通员。情报组织收到情报,整理后用电台发给莫斯科中央总部。

3月13日,刘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带着胶卷和密件来到约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见到了交通员王墨磬(汪默清,黄维佑的丈夫)。三人见面格外高兴。

相互问候几句后,刘思慕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墨磬:“老王,胶卷和文件都在这里,情况十万火急,请你务必尽快交给华尔顿同志。”

王墨磬接过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老刘,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总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务要我去执行,下次不能来了。组织上会临时指派别的交通员,详情待下次见面时通知。”

4月下旬,根据黄维佑的来信,刘思慕偕同曾菀带了胶卷及其他密件,按预先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来到约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找新来的交通员接头。到了那里,人不在,茶房却一再叫他们进屋去等候。这种违反常规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刘思慕夫妇的怀疑和警惕。他们没有进房间,立刻离开了旅馆,转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打电话询问他们要找的人回来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连声说:“回来了,请你马上来。”刘思慕夫妇更加觉得蹊跷,没敢再去旅馆,马上过江返回武昌。回到家里,刘思慕越想越不对头,意识到刚才接电话的人可能是特务,冒充交通员在那里守候他们上钩的。为了安全起见,他当机立断,迅速把预定要交给交通员的胶卷、密件毁掉,然后马上给上海的黄维佑打电报,隐约其辞地暗示联系不上。

华尔顿接到刘思慕的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黄维佑乘飞机赶到武汉。

黄维佑在汉口紧急约见了刘思慕。她告诉刘思慕:“那个交通员是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大概是出事了。华尔顿要你们夫妇马上从武汉出走。”并给他们350元钱作旅费。

刘思慕夫妇立刻紧张行动起来。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决定分头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然后再定行止。刘思慕以去广州探视重病的老父为由,向甘乃光请假,当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几天后,曾菀也托辞父病垂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轮赴上海。出发时,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了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刘思慕的身份。

长江轮刚到南京下关,曾菀便上岸打电话找张畏凡,托张打电话给上海黄维佑接船。她没料到此时特务已经在跟踪她了。

曾菀到了上海,黄维佑恰巧来晚一步,曾菀见没人来接,而东亚旅馆有人上船来接客,便想既然和思慕约定过到南京路东亚旅馆会面,不如就先坐东亚的车直接去旅馆。

等黄维佑后来赶到码头,从船员处获悉曾菀已去东亚,便先通知了陆海防,然后自己去东亚看曾。黄刚离开东亚,陆也来了。他问曾菀,刘思慕到哪里去了?曾不了解陆的为人,不敢多说,只说思慕先她离开武汉,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行踪。陆因与华尔顿有约会,呆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特务已经跟踪到了旅馆,就住在曾的隔壁,误以为陆海防是刘思慕,将其逮捕。

不久,华尔顿也失踪了。黄维佑见势头不妙,立刻领着曾菀和三个孩子以及保姆,住到了法租界的沧州饭店。

两天后,刘思慕自津抵沪,下了火车就直奔东亚旅馆而来。当走到东亚门口时,看见有特务守候,便知道大事不好,匆匆离开旅馆,就在《申报》老朋友吴景崧的家里借住了一夜。次日给黄维佑打电话,才到沧州饭店和家人会合。

黄把华尔顿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刘思慕夫妇,大家都认为上海已留不得。刘思慕全家便在留德时的同学程其英家中躲蔽起来,准备伺机离开上海。程其英因与王陵基的姨太太关系很好,便打着这个四川大军阀的旗号,巧妙地掩护了刘思慕一家。而因为这些特殊关系,特务们虽然一度发现了刘思慕等人的行踪,最终还是让他们成功逃脱了。

几天后,刘思慕一家来到苏州,躲在另一位朋友陈正飞家中。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国际情报组织的大部分人员都失去了消息。于是,刘思慕决定到太原投奔留德同学杜任之,让他帮助寻找中共党组织,让曾菀和孩子暂留苏州陈家等候消息。又经过许多曲折,最后刘思慕夫妇在山东泰安会合,在冯玉祥将军的掩护下脱险。

刘思慕,脱险后去了日本。1937年回国。曾先后在上海、武汉、云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转赴香港,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国世界史研究所所长。1985年2月21日病逝。

川合定吉的使命

1935年1月,东北。

呜——!平沈线上一列客车在行驶。

车厢软卧中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西服革履,气宇轩昂,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色。

“笃笃!”外边传来粗暴的敲门声。年轻人把门打开,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命令他拿出证件。

年轻人看了他们一眼,傲慢地掏出证件。待日本宪兵看后,其中一个恭敬地说:“原来是特务机关的人,打扰了。”两名宪兵急忙走出去,将门轻轻关上。

此人是日本人,名叫川合定吉,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曾在《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1929年由佐尔格发展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1930年通过日本外务省北京特使的翻译副岛隆规,认识了关东军参谋部参谋长阪垣大佐。坂垣对川合的学识特别赏识,拉他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到1935年,川合定吉已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一名少佐课长。五年间,他通过他的联络员、现任奉天宪兵队翻译的副岛隆规,共偷运、复制了370多份秘密文件,由中共北平特科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佐尔格称赞他是“英勇的情报战士”。华尔顿把他誉为“我们最忠诚的朋友”。

此次,川合定吉准备赶往北平,会见华尔顿派来的情报员。

到达北平后,为避人耳目,他仍旧用《上海新闻周报》记者的身份登记住宿。

中午,他的中国联络员杨青林如约来到他下榻的六国饭店。

杨青林,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中共北平特科成员。长期潜伏敌穴,多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并广泛搜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是位机智勇敢的情报战士。1931年,奉党组织的指示,肩负起共产国际秘密联络员的使命。

川合定吉见到杨青林后非常高兴,两人在东交民巷找了一间咖啡厅坐下来。

“华尔顿同志有什么指示吗?”川合定吉问道。

“有。”杨青林四下看了看,低声说:“他让你密切注意苏联边境上的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有迹象表明,他们要发动对苏进攻。”

川合定吉点了点头,“请你转告华尔顿同志,这一直都是我工作的重点。”

杨青林又将华尔顿的最新密码交给了川合定吉。两位战友在依依不舍中惜别。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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