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媸保彩隽俗约旱墓适拢核母盖自潜本┤嗣褚帐蹙缭核羰锥季绯〉木恚淮虺捎遗珊蠓胖鸬酵獾乩透模嗄昀矗缡拥哪抗狻⒒褰缦叩慕逃缫咽顾樘辶凵恕５比嗣欠追鬃：厮呛霞彝旁彩保敫盖赘艟硕嗄甑呐谛某渎吮梗旁驳慕峋质切榛玫模概涞哪吧词怯涝兜摹＠钅厦挥邢氲剑浪啦谱潘募彝ネ旁驳墓适拢芸炀捅徽窨男闯晌难О妫∷怠豆槔吹哪吧恕罚⒈碓凇督裉臁返诙冢魅斯俏抟匝运档那楦性谧掷镄屑淞魈省！�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的小女儿，一九七七年因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牵连入狱。我坐牢时近二十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只有十七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两人之间的缘分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一九八一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我们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相遇，我们互相拥抱，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稍后几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又一次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天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怀着四个月大的胎儿，抱着仅一岁大的儿子，途中她因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我认为，列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并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在一起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的这段和《今天》有关的历史，仍然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者。
《今天》创刊快二十年了，但我相信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当年，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女孩子，《今天》就像是从深海里浮动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起，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这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聚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荒芜青春路３
很快我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一元五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折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象不到，第三期（诗歌专刊）中的十余幅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锌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第三期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风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与现在书摊上摆放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的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棚，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氏兄弟的家。按理说，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可行与不可行，而是应该与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自由的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与价值，只能在另一个层面定义。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猥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刘氏兄弟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东西有距离。很多人崇尚耶稣是事实，没有人能成为耶稣也是事实，这是两个必须同时接受的事实。软弱，大多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则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如果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也是他必须承受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记得旧得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妻子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图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我曾把这意象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里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七十六号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脚，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荒芜青春路４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