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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６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似乎对我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更多，会不会在几十个小时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虽然两年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捱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坐过牢的人和一个没坐过牢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女孩儿尤其是不同的。
当你被放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时，没有人会公然地因为你坐过牢而歧视你，相反更多的人会同情你甚至钦佩你，毫不虚伪地同情你和钦佩你。但当你被放在女人的层面时，你坐过牢这一事实就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一再地强调和放大，这时候，一切原因就都被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只记住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的事实——这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在人的理智里这绝不是一个坏事实，但却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而复杂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是极其微妙的。那么，强调和放大到底想记住或者忘掉什么呢？你的伤疤或者你的眼泪，你的坚强或者你的软弱，你受过的委屈或者你得到的尊严？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我从人们，包括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神态中读到了“另眼相看”，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良家妇女一时失足堕入风尘的感觉。也许是我把这种感觉夸大了，因为当年我和他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恶意甚至是善意的“另眼相看”曾经怎样压迫着我，并不断地给着我被排除的暗示。从此我似乎真的被排除了。也就是说，我的被排除从坐牢的内容转而成了坐牢的形式。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是需要由一凡呵护的孩子。我非常不幸地、毫无例外地长大了，在一凡面前跃跃欲试，并且终于离开，终于走远，丢下一凡一个人……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人的绝对选择。
我与一凡，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
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显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接受了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来说，面对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并不陌生。然而，曾几何时，经受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这种理想和情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过去时”。一凡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接受了一种信仰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身。而另一些人则起了变化，虽然这变化的背后，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家族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心灵史，这小小的差异仍然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这些真的那么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吗？
同龄的朋友们，请想一想，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点儿向往，禁不住感叹每天都悬在你头顶的夜空今天是如此地美好；而当你“咔嗒”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或者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想一想吧，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那样的时刻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
无题往事７
一九八三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一凡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现在看来，一凡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几年以后才意识到的项目，一凡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在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贸易的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而大批文化公司的出现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出版书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的——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几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已。当他被惟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处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他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陵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阅读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他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
一九九五年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１
有些认识我但对我了解不多的人，听说我曾经坐过牢都很吃惊，他们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额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