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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亮在吗？”由于我不能把握住自己，那声音响得出奇。
胡琴声一下停止了，不—会儿，走出了赵—亮，“你好，林冰。”
“明天宣传队就活动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乐队是不是先练练那些曲子？”
“有这个必要吗？”
“我看有这个必要。我们不熟悉这些曲子，再说，还有—个合奏得怎么样的问题。”
他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叉在腰间，将腿交叉着站在门口，“晚上几点？”
“八点吧。”
“好吧。你不进屋坐—会儿吗？”
我想了想，走到门口。可我没有进屋，只是朝里面张望了一下。但就这探身一望，这幢大屋子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记忆：两个大天窗，照得屋内一片明亮，都是—些亮晶晶的荸荠色的柜橱桌椅，柜橱上都有亮闪闪的黄铜装饰，那些树叶一般的铜片，在那里闪动着静谧的光。如今—想起这大屋子，眼前总是出现出这些树叶—般的铜片。
这是油麻地镇最殷实的一个人家。如如说马水清家的殷实是一种古旧的、停滞的、凝固的，甚至衰败着的殷实，那么，赵一亮家的殷实，却是新颖的、有活力的、不住地增长着的殷实。
赵一亮把我送到了大门口。我匆匆地走去。走出很远之后，我回头—看，赵—亮还站在台阶上。他站着的姿势与那天晚上我看到的姿势—模—样：身体挺直，头微微上仰，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左脚稍稍跨出，身体微微后倾，嘴角上微带笑容。这个姿势在他来说，是自然的，毫无做作，是心情、心态使然。此后，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姿势。
姿势不是随便能摆出来的。自然的姿势后面总有着一个背景。自信、自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样子，与低三下四、点头哈腰，与缩手缩脚、缩头缩脑、贼眉鼠眼，与忧郁地—笑，与明朗地—笑，都不是无缘无帮的，都有说道，都有来历。人后面的那个背景能把人的心情、心态弄成各种样子。这心情与心态又能把人的形体弄成各种样子。
在小巷拐弯处，我又望了一眼这个嵌于门框里的姿势。就在那一刻，我预感到了我在宣传队的位置很可能是一个片刻的幻影。
路过球场时，刘汉林抱着篮球叫我打篮球，我摇了摇头，径直去了宿舍。进了宿舍，我抓起胡琴拉起来，越拉越没有信心。
晚上，我们等了很久，赵一亮也没有来。
第三部分文艺宣传队（2）
第二节
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很大，能摆二十几张办公桌，现在腾了出来，成了宣传队的排练场。邵其平抓得很紧，排练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着。汪奇涵让人通知了白麻子，夜里过十二点，就得给宣传队准备一顿夜餐。
很多节目都与我们乐队有关，如表演唱、舞蹈和小戏等，都需要配乐。我除了自己要记住那么多的曲调并熟练地演奏出来外，还得对乐队的其他成员进行分工并管好他们的演奏。我很快地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能胜任了。我记乐谱的能力很不好，不要说管他人了，光自己要做到熟练，就颇有困难。心里想记住，可脑子总木木的，常常是看了好几遍乐谱，还是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脑子像坚硬的石头，轻易留不下印迹来。我一直把这责任归罪在饥饿上——我的脑子被饿坏了。那么就勤奋—点吧！不行，犯困。
在十八岁之前，我总是犯困。坐在那儿吃饭，吃着吃着，筷子就从手中落下来睡着了。有一回坐在人家自行车后座上进城，睡着了，跌在马路上，把额头磕破了，流了不少血。我总是与困倦苦苦地作战，在它笼罩我时，作一种痛苦的挣扎。然而往往总是失败。困倦像推不开挣不出的浓稠的泥浆，最终将我彻底淹没掉。我背诵着乐谱，背着背着，眼皮就往下坠。—些曲子，白天我演奏时还是很清楚的，但—到了深夜，脑子就断电了一般，黑糊糊的，那些信号像遭了水的墨字漫漶了，不清晰了。即使努出眼珠来竭力辨认，依然还是不清晰。
我对自己缺少旺盛的精力总是很生气，许多次想掴自己的耳光，把自己掴得精神一些。不行，困倦沉重如山。我当然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饥饿。等过了十八岁，当别人的脑力和体力都不紧不慢地生长着甚至有点过早地停滞而我却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明白时，我才明白：从前的状况固然与营养有关，但也与我生命生长的节律有关——我属于脑子和体力早期成长缓慢的那一种人。也就是说，当别人的脑细胞已发育得很不错的时候，我的脑细胞还如那土下的胚芽，正处在钻出黑暗的过程中。而赵—亮这样的人却属于智力早熟的。
我不住地翻动着乐谱，赵一亮却从不把乐谱放到架子上。那天晚上，排练大合唱，突然断了电，我的胡琴便不能再拉下去，而赵一亮仿佛没有感觉到停电一般，几乎没有丝毫停顿，一直把曲子潇潇洒洒地拉下去，那些演唱的也居然很兴奋，在一片黑暗里愈发昂扬激越地唱着。刚唱完了，又来电了，演唱的那帮人—律掉过头来问：“刚才胡琴谁拉的？”姚三船说：“赵—亮！”
我便觉得无地自容。
邵其平让高中的王维—担任宣传队队长。这个王维——开始就似乎瞧不上我。在一次我们乐队为—个表演唱演奏了三遍过门还不齐之后，他不耐烦了，“林冰，你们是不是先练好了再来配乐？”他甚至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对刚走进来的赵—亮说：“赵一亮，你来拉吧，你不拉，这曲子都拉不成个儿。”赵—亮却一转身出去了。这时姚三船说要上厕所，拿了笛子也走出办公室。
我也顾不了别人了，自己硬着头皮拉下去，表演唱勉勉强强地开始了，但不—会儿又有人停住了，说：“调门起得太高了，我们唱不上去。”我只好又重新调音。我一调音，徐朝雹他们，也得顺着往下调音，可老也调不好。王维一问：“什么时候才能调好？”我有点发急，说：“开始吧开始吧！”过了—会儿，姚三船跑回来说：“赵—亮说，副弓与主胡之间的音根本没有调准，副弓还差一个八度呢。”邵其平冲着我问：“怎么搞的？！”
排练了十几个节目之后，文艺宣传队就贴了海报，那天晚上在操场上搭起的舞台上开始了第一次公开演出。望着台下人头攒动，我的心慌乱得可怜。演出开始后不久，就有—个吹笛子的愣把另—个节目的曲子当成了这—个节目的曲子，还吹得挺认真，这让台上的演员目瞪口呆了好—阵，又手忙脚乱了好—阵。邵其平在台口站着，气鼓鼓地望着我们。演了—半节目之后，在—个节目中，本应由主胡奏的—段曲子，我却记不清楚了，台上的演员很尴尬地停住了望乐队。正当邵其平的脸上要浮起—脸失望的表隋时，赵一亮却把他的胡琴拉响了，虽然比我的主胡低了—个八度，但音却是清清楚楚，并且一个一个音符都摸得极准，演员们像陷在泥淖中忽然得了救星似的，又立即把动作做下去。
演出结束后，我—直怏怏不快。
那时，马水清的心情也不好。丁玫和王维—都在宣传队，整天在一块儿，并且还常常地嬉闹。他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表演，三不会乐器，除了上厕所从办公室门口走一下，就几乎没有机会再能见到丁玫。这宣传队似乎强化了马水清与丁玫之间的沟壑，使马水清有了一种他是处在丁玫活动圈子之外的感觉。那天，他看了王维一与丁玫演的一出小两口的小戏后回到宿舍，刘汉林无意地说了—句：“丁玫与王维—合演小两口，真像！”他一下子显出了失落的样子，躺在上铺上，心神不宁地照着镜子。
一连几天，我们总在晚饭后到镇上熟食铺里吃猪头肉。马水清还喝了点酒。我也喝了点酒。出了熟食铺，脸上热烘烘的很舒服。我倒不去想着背曲子、绷琴的事，与他在镇上闲逛，趴在大桥上看河上的船。那天晚上，宣传队又在活动。我和马水清出了熟食铺，天已很晚了，我居然不着急，慢悠悠地往学校走，直到听见办公室里有乐器声和歌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