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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旅游者大多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们在欧罗巴大陆不属于富裕人口，始终被英法德意压过一头，因此，一来到比他们更加不济的中国，“我是大爷”，“我是富豪”的情结立刻显现无遗，骄扬跋扈，不可一世。——去你们大爷吧，你们丫凭什么到我们地盘儿上当爷爷啊？我此刻早已把在导游条例中背过的“对待国际友人要做到不卑不亢”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要是我西班牙语能说利落，我真有心把他们“亢”得羞愧而死。
再回头想想带团结束又要回到那间陈旧破烂的办公室，享受着三个大事儿逼在我耳边一本正经地喋喋不休，我真感到万念俱灰，生活黯淡无光。唉，不如意事常八九啊！
25。苦闷生活的救命稻草（上）
苦闷生活最需要捞住一根儿欢乐的救命稻草，我寻寻觅觅，总算给自己培养了一项新的爱好——保龄球。恰逢此时，文武从天而降，也迅速对保龄球走火入魔，于是，我们一起欣然携手，对这个球撞瓶的无聊游戏苦苦钻研，乐此不疲，借此摆脱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文武所学的自动化专业是五年制，也就是说，就在我窝在苦海无边的工作领域中束手无策之际，他还跟学校里终日悠哉游哉呢。
如果抛开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这两样烦心事儿，大学的最后一年让每个人都闲得长毛儿，不得不找点儿乐子，这时候，文武想到了我。
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手机响了。
“喂，小谢，是我——文武。”
“你丫嘛呢？好长时间都没信儿了。”
“正跟学校烦呢，没的干。”
“操，我也跟公司烦呢，更没的干。”
“那我找你玩儿去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半个小时后，我和文武在龙潭湖公园门口聚齐，然后一同去往位于左安门一带的TAT保龄球馆。
“小谢，你丫现在怎么又好上这口了？”
“玩儿呗，闲着也是闲着，你也试试，挺有劲的。”
果然，两局下来，文武也对此运动深深着迷。他看着我刚刚开始练习的“飞碟”姿势，兴趣浓厚，抓耳挠腮开始摹仿。
“这‘飞碟’怎么玩儿啊？”
“我也不会，就听人家说手腕一翻，手心朝前。操，我胳膊都快拧折了，球他妈一点儿也不转啊。”
“你丫不行，你看我的。”
那天下午，我们俩跟沉甸甸的保龄球较了半天劲儿，最终谁也没摸到半点儿要领。出了大门，文武还在一边摆着姿势一边琢磨：
“手得这样儿……噢，我明白了，这不就是跟球瓶说‘再见’嘛。”
苦练生涯从此刻开始。我和文武一咬牙，每人花重金办了一张晨练卡，每天凌晨5点就挣扎起床，汇合在TAT，练习不辍；看到有玩儿得像模像样之人，我们也不耻下问，虚心请教，问完做恍然大悟状，再去埋头尝试，日久天长，竟有一些进展。
我用带团赚来的黑钱给自己配备了一个黑乎乎的保龄球和一双黑乎乎的保龄鞋，装备精良，精神抖擞；文武自然不甘示弱，也给自己置齐了一副行头，此刻他已本着“身大力不亏”的原则改练弧线球，行头中比我多出了一支铁手套，精光四射，威风八面。
由于每日早睡早起，生活规律，再加上去公司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的精神面貌竟然大有改观：气色红润，行动矫捷，一副健康青年造型。
我和文武的保龄技艺也修得了正果，成绩节节高升，几个月下来，已经俨然两个业余高手模样，一上球道，全中此起彼伏，畅快干脆。
与此同时，小文在她的美利坚求学之路上也正稳步前行，她的托福考了627分，恰好和我们认识的日子相同。
小文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文武和他媳妇儿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尽管文武多次提出散伙儿申请，但高原始终对其痴心不改，穷追猛打，弄得他平时连学校都不敢多去，只能越来越经常地跟我和小文泡在一起。
我们的三人组合渐渐变得形影不离，每天一块儿开车兜风、打保龄、玩电子游戏、看VCD、搓饭、带“方块儿”散步，津津有味，轻快随意。
那段儿日子，我最熟悉的就是从我们家到文武家的一段儿路，中间的一切沟沟坎坎全部了如指掌，晚上就算不开车灯都能确保平稳驾驶。好几次，我和小文漫无目的地瞎转，最后都在不知不觉间把车开到了文武家楼下，然后把他叫上，再度瞎转。
我开车的时候，小文总习惯趁我不注意时悄悄睡去，美其名曰是因为“晕车”。这样做的后果是，我经常也在她的带领下变得同样昏昏欲睡，有一回，我在恍惚之间几乎把车开上了三环的隔离墩儿，惊出一身冷汗。
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我在车里装上了一套廉价音响，又准备了一堆磁带，一边开车一边听歌儿，收效甚佳。顺便提一句，我一向对女歌手的袅袅歌声情有独钟，一大堆带子中，我最常听的就是由各路女歌星荟萃而成的拼盘儿。
安静地睡去，踏实地睡去，忧愁地睡去，绝望地睡去。我喜欢你熟睡的样子，小文，抛开一切，就这样睡去，即使我中途停下也不要醒来，就这样让我带着你去往我也不知道方向的远方。
25。苦闷生活的救命稻草（下）
11月底，我在寒风萧瑟中见到了章吟，她和她男朋友吹了。
说实话，我没想到章吟会那么难过。以前在我面前，她总是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能安慰她。我们开着车在灯光稀少的三环路上飞驰，路上暗坑无数，车内冰冷一片。
“真没意思，谢天，我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有时候我真想找个人嫁了算了。”
“那你干嘛还和张杰吹了，直接跟他结婚不就完了？”——张杰是她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们没有将来，我觉得他不是我适合的那种人。”
“那你觉得嫁什么样的人合适？再说，结婚了又能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也对，结婚了又能怎么样？”
确实，婚姻对于我们来说，是太过遥远的一件事情，遥不可及。
99年的最后一晚，我和小文肩靠着肩在我们家的长沙发上度过，这是我多年来头一回在家过新年。旧日的朋友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变得七零八落，在我小时候渴望无比的21世纪来临前夕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望着电视屏幕上倒计时的时钟，拉着小文的手，心里默默祝福着我们自己。
当然，我知道，所谓祝福，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一套玩艺儿，不起任何作用。从明天开始，我们生活的年头会由“1”蹦到“2”，仅此而已，我的生活不会因此有一点儿改变。
新年过后，我依然只能硬起头皮回到公司，和我的三位女同事同处一室，彼此越看越别扭。由于长期的迟到早退，无故旷工，即使在公司时也是游手好闲，我此时早已成为西语部中的异类，三女视我犹如眼中之钉。马君找我谈过好几次话，无非是希望我积极上进，努力工作，对此，我也只有阳奉阴违，我行我素。
如果赶上有团队到来，那更是遭罪不已。大冬天陪着一帮老外周旋于长城、天安门广场等空旷之地，寒冷无可抵御，还要顶着狂风扯着脖子大声讲解，凉气儿一股股直灌嗓子眼儿，滋味儿可想而知。再加上这种天气不怕受罪敢来中国旅游的老外大多是没钱穷欢乐的主顾，一个团下来利润微乎其微，近乎“白板”，弄得我兴趣全无，每一次都是无心恋战，得过且过。
终于，几个来自巴塞罗那的游客由于不满意我的服务，向公司进行了投诉。他们的理由是：在天安门和故宫至少应该逛三四个小时才能看够，而我只让他们待了不到两个钟头。
巴塞罗那人一向以难伺候出名，对于他们的投诉我倒是一点儿也不意外。虽然那天大雪纷飞，天儿冷得我脸直抽筋儿，还跟故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滑了一大跟头，但不能否认，我的服务确实有敷衍了事之嫌，一路上也没怎么搭理他们。
马君为此事专门严肃地召开了一个部门会议，侃侃而谈一个小时，对“个别同事”工作态度的不认真做了严厉批评。可笑的是，明明挨批评的是我，龚丽娟和杨林二人却是愁眉紧锁，一脸的痛心疾首，配合着马君的情绪，时而亢奋，时而低沉，倒把我这个肇事者全然抛在了局外。我看着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心中恶心得一塌糊涂。
回到家，我二话不说，趴在桌上信笔而就一篇辞职报告，决心从此彻底摆脱这三人的折磨，和旅游事业也挥手作别。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辞职报告交到了马君手里：“马经理，我不干了。”
马君接过我的辞职信，细细端详一番，然后迅速摆出一脸真诚，好言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