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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谢，是我，陆骏。”
“陆骏啊，这阵儿干吗呢？好长时间都没见着你丫了。对了，谭威呢，丫怎么失踪了？”
“我就是要和你说这个事儿，谭威出事儿了！”
“什么事？！”我一听电话那头陆骏的语气，顿时觉得事情不小。
“他给送进局子了。”
“什么，进去了！为什么？什么时候？”
“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就听说前天晚上派出所来车把他带走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现在联系他是不可能了，他不是最近新泡上一妞儿吗，你们看看是不是能联系上？”
“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找，你那边有什么消息也赶紧通知我们！”
我和刘跃然，田峥撂下球杆，马上跑到隆福寺去找曹芮，却没见到她。值班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问电话也说不知道。
我忽然记起前些天谭威好像用曹芮家的电话呼过我一回，连忙翻看呼机，但那个号码早已无影无踪。我又把电话打到寻呼台，人家告诉我只保留三天的寻呼信息。
17。该来的躲不掉（下）
“回家吧，都这么晚了。”田峥这时候说。
“操，那不找了？”
“这不是找不到吗。”
“那再想想办法啊，操，你丫怎么这样啊？”我有点儿火了。
“算了算了，先回去吧，”刘跃然劝我，“回去再问问别人。”
当天晚上，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找到曹芮还是小文立的功。小文知道了谭威的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来找我，在东单换车的时候，她在马路上碰巧遇到了目光空洞，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人群里乱穿的曹芮，马上把她擒住，带来我们家。
我又打电话叫来刘跃然，随后，我们四个一块儿来到了华侨大厦门前的空场上商量怎么办。
在曹芮几乎细不可闻的连带哭声的诉说中，我们大约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几天前，曹芮把谭威的呼机丢在了一个饭馆儿的洗手间里，谭威没说她什么，但为了联系方便，就随手顺了他们同宿舍一个人的汉显。他的傻逼同屋发现后立即报告了学校，然后那个同样傻逼的学校又把这么点儿屁大的事儿捅到了派出所。
由于当时正赶上“七一”香港回归的前夕，此类事件一律处于严打范围。于是，谭威就这么不幸地辄了进去。
我们赶紧打电话通知姚望，让他妈妈想办法把谭威捞出来——姚望的妈妈在公安系统工作。不一会儿，姚望给了回信，说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因为事情已经拖了两天，谭威这时候肯定已经从派出所被送往拘留所。进了拘留所就要等待着上法院审理，往出捞几乎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无计可施。
我心头怒火一点点儿往上窜：曹芮当天晚上就知道这件事，如果当时她通知我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但是，就因为晚了这么两天，一切全瞎了。
可是，看着曹芮黯淡的脸庞，两行泪水不住往下流，我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只能烦躁地来回走圈儿。那天天气异常闷热，我只感到汗水将浑身衣服都紧紧地粘在了身上，更增添了不少心烦意乱。
我强忍着不耐烦和小文一块儿把曹芮送走，刘跃然也自己回家了。傍晚，姚望赶了过来，我们三个在“鼎泰珍”面对着一桌子饭菜，谁也无法下咽。饭馆儿里空调劲吹，但我还是感到闷热难忍，直想把身上衣服扒掉。
姚望过些天就要开始期末考试了。两年中，他已经折了无数门，这次如果再有闪失，铁定蹲班。
我们默默无言地呆坐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姚望挑起了几次话头，说着说着，急得差点儿没掉了眼泪，就恨自己没能帮上谭威。我和小文怕他老胡思乱想影响考试，赶紧好言相劝，最后拍着他的肩膀把他送上了去往学校的公共汽车。
第二天，天气一点没变，闷得我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沉重。
中午，小文从学校来到我家，一进门就扑到了我的怀里：“谢天，我的脸，我的脸不知道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大吃一惊：小文白皙的小脸儿变得通红，细嫩的皮肤全都变得硬梆梆的，好像带了一个假面具。
我连忙带着她去往协和医院求助。在空气污浊的过道里等了半天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医生的接见，结果只用了两分钟就被打发了出来。小文的诊断书上写的是“日光性皮肤过敏”，治疗办法就是要尽量避免阳光，外加绝对不能使用任何化妆品。
这叫他妈什么诊断，连点儿药都不给开！“避免阳光”——那不是该变成阿拉伯蒙面妇女了吗？我没好气地拉着小文走出医院，在街边给她买了个宽檐儿大草帽，把她的小脸儿遮了个严严实实。
此后两年的夏天，我和小文购置了无数各式各样的帽子，所幸，在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太阳顽强斗争后，她的这个怪毛病终于痊愈。
谭威的审判定在三个月后。我不清楚法律上具体要走些什么程序，反正就是知道谭威最少要在局子里蹲上三个月，并且，除了他的直系亲属，谁也不能前去探望。
在大家的多方努力下，总算盼来了一点儿好消息：审判的结果多半不会给谭威判刑，但这三个月在拘留所的生活除了苦苦忍耐外别无它法。事已至此，我们要做的也惟有耐心等待，顺带照顾外面的曹芮。
18。可怕沉闷的97年夏天（上）
6月，大家的考试纷纷结束。
小文自然是全无问题，好像还得了一个三等奖学金；我也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涉险过关，顺利完成了大二学业；其他朋友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有姚望没能幸免——他终于还是蹲班了。
姚望的考试比我们结束得都晚。我考完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接到了姚望母亲的一个电话：“谢天，我是姚望的妈妈。”
“怎么了，阿姨？”
“姚望最近状态特别不好，期末考试可能够呛。他的压力太大了，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说的话他一点儿都听不进去，我真怕他身体受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了。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这就去劝劝他。”
我挂了电话，叫上刘跃然，一同赶到姚望家里。过了一会儿，小文也从学校直接赶了过来。
在姚望家那间乱七八糟，堆满各类医学书籍和卷子的小屋里，我们沉默无语，一根儿接一根儿抽烟，不多时，旁边的小文就被呛得连连咳嗽。
姚望脸色土黄，两眼布满血丝。可能是因为对那些书本儿产生了恐惧心理，他远远地蹲在屋子的一角，看着都让人觉得可怜。
“我他妈真不想念了，操，我是真用功了这回，就是什么都背不进去，我这傻逼脑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昨天晚上在阳台上抽烟，真他妈想一头扎下去。”姚望说着说着，一拳就往墙上捶了过去。墙壁“咚”的一声闷响，他慢慢收回自己的拳头，面无表情，就跟手不是自己的似的。
“别这样，姚望，没有什么不能过去的事儿，再挺一挺，就全好了。再说，蹲班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多熬一年嘛。”
“就是就是，你现在就得尽量平静，能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我们在姚望一捶的刺激下，像被上了弦一样，安慰的话一句句脱口而出，然而，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全是废话，没用。
有些事谁也不能分担，只能自己抗着，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快过去吧，快过去吧，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不管我们如何慌乱，“七一”香港回归的好日子还是如期而至。那天，我和小文约好去她们家看电视直播。我顶着烈日一路骑去，半路在天坛门口买了两面纸旗，一面是国旗，一面是香港的紫荆花区旗。
我慢悠悠地向前骑着，看着车把上的两面旗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心中忽然想到了谭威，一阵恍惚：丫现在干吗呢？晚上一定得和所有的犯人们一块儿坐在小板凳儿上笔管条直地看电视直播吧。然后，再回到狭小憋闷的牢房里，跳上大通铺一头睡去，等着第二天一大早的强制劳动。
自从谭威出了事儿，我的心情一直压抑。并不仅仅是因为谭威本人，让我郁闷的还有我们一伙儿中有些人满不在乎的态度。
谭威出事儿的那几天，我们常凑在一块儿。虽然知道商量不出什么实际办法，但我看着刘跃然，田峥他们的嘻嘻哈哈，行若无事还是感到别扭无比，有一次，我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独自离开他们回家了。
我头一次对我们之间的友情产生了怀疑：如果朋友之间就是这样，那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天天混在一起又比那些我瞧不上眼的酒肉交情强在哪儿呢？
我的郁闷维持了不久，又出事儿了，可怕沉闷的97年夏天。
我妈那些天老念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