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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上就是这样，不管正的副的，统统称正的，很少有人叫某副县长、某副局长，不像部队，正、副的叫法分的很清）我们心中有底，说不定就猫在哪个办公室不敢来见我们。可是，在县城无论我们走到哪，都有两个人影子似的跟着我们，陈站长就把他那个小采访机别在腰间，盖在衬衣里，鼓鼓囊囊让人不知是什么东西，摸不清虚实。我们也不敢久留，找到团里，一亮我们的身份，他们出个车直接送我们回长春了。在车上，我和陈站长在反复探讨那帮人为什么不敢对我们动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倒不一定是怕陈站长腰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肯定是忌惮我们的军人身份，再说了，那个县城里就有我们的一个团。
回去后，陈站长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个内参（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华社通讯员），几经波折，发在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小内参”）上，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使这件事得到了最终解决，房子退给两位老人，那个副县长丢官罢职，并赔偿老人的医药费，打战士的凶手也受到了惩罚。
陈站长着急回沈阳，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分了手后，我又慢吞吞去了一家浴池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还花了五元钱找人把我十来天的泥垢搓下来一大堆，才满面红润地回到了办公室。
徐干事见到我就心急火燎地问：“小波，你这段时间去哪了？怎么到处都找不你？”见他那着急的样子，我一下意识到有事发生，忙问怎么了？我去陪新华社的记者了啊。范给我交代任务的时候，徐干事不在场。“什么事？是你提干的大事！”，徐干事上火了。
原来，我下去不过十来天，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惊天逆转。军区干部部和宣传部（主要是新闻处）在定这批报道骨干转干时，我们军上报的名单上不知什么时候我由排名第一变成了第三，而小庞由第三变成了第一，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讨论他时竞很顺利地通过了，提干的名额就一个，有他当然就没我了。后来军里的干部处来提小庞档案时，徐干事一看没有我，才着急到处找我，我那时正陪陈站长在农村调查，而范处长也到北京出差，统统联系不上。
徐干事压低了声音说：“你刚走，小庞也走了，听说是领导支持的，他去活动了。我们上报到军区的名额顺序肯定就是在军区给改动的，军区录像办的那帮人能量更大。”
出了愤怒和无奈，我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根本没有丝毫低抗能力，就一下瘫在了椅上，半天，都没有一点动静。徐干事见我的脸一下变的恰白，有些慌了，忙端来一杯水，安慰我不要急，说等范处长回来，看还有没什么法子好想。这算什么？眼睁睁地看到稀饭化成了水（四川俗语，意思既看着好事落了空），或者说是很完整地看到了一个梦是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的。
范从北京回来，此事也无力回天，他除了大骂小庞无耻外，就怪自己怎么会这样糊涂呢，在提干的节骨眼上不派人盯着，怎么会把我放走，他自己也出差了呢？
“小庞，祝贺你啊，你什么时候去教导队？”
“同喜，同喜，还有几天吧，去了后，你们可要来看我哦！”我一听到走道里传来小庞那得意的腔调，就一阵想呕吐，走过去，“蓬”地一声，把办公室的门使劲给关上了。
（二十八）
（二十八）
“高知兵”外传
不是好汉：好汉也提当年勇，况且田向东获“高知兵”雅称时，还不是好汉。用战友们的话说，那时他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惊人的记忆使他凡事爱争输赢，动不动就从一个大纸箱里抽本书，翻到某页嚷“有书为证”，镇的众人哑口无言。次数多了，便有人查他的“户口”：父亲，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高级工程师；母亲，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哦，原来是高知家庭”，此话一出见风就散，从此“高知兵”取代了他的大号，他不脑，“高知”没什么不好。
不是男人：那天，笔者刚到防化连，嘴舌灵巧的通讯员就说：“你找‘高知兵’，那不是？”窗外；火辣辣的太阳；射着诺大的一个训练场；让人多看一眼也发昏；他却穿着笨重的防化服独自练得正欢；时而停下嗅几下；时而飞速前进……他曾泪如雨下地哭过。那次进行专业训练，看到战友们几秒钟戴好防化面具，穿好防化衣，动如脱兔射了出去，轮到他时手脚无措。排长过来将一军：“高知兵”就这个熊样？！一股委屈劲涌上来，就着泪水一起往下掉，溅起尘土飞扬。有位哲人说过真正的男人只在出生时哭过。他是男人，他更是一个兵。他为什么就学不会？这样解释他发狠练武未免牵强，据说后来他还收到一封信，沉默好几天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至于他给没给家里写信就不得而知了。当1990年9月，他在军区防化兵大比武中摘取了第一名的桂冠，一枚金灿灿的二等军功章挂在他胸前后，或许因为是老乡的缘故，他才悄悄对我说，那次他只是流泪并没有哭。
不是历史：*月*日脱下防化衣，好像才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人都快昏过去了。此时若称体重，保证少了10多斤。
*月*日用侦毒管在120米内的伪装物上鉴别芥子气、沙林、芥露……我用了11分40秒，连长说我有希望夺魁。好吧，阿米尔，冲！
*月*日早晨起来一抓头皮，掉一把头发，照此下去我将“无发无天”。40多天没有洗澡，身上长满疙瘩，一抓破就流黄水，苦嘛？苦！可毕竟这样才有点兵味。
不是结尾：平时闲聊吹牛，因我见多识广，大家都叫我“高知兵”，自那次后，我才明白，当兵只有训练行才是真行，父母收到立功喜报后一定会高兴得几天睡不好觉……你问那次信中父母都说了，些什么？爸爸在信中说：“我和你妈都是党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你现在又在党领导的军队里，千万不要给党丢脸，不要给我们丢脸……”
这是我在军区的《前进报》上发过的一篇文章，并获了当年报社举办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征文三等奖，后来又被总参的《防化兵》杂志刊登，前后累计得了稿费、奖金200多元。这个田向东是我的一个老乡，也和我是同年兵，应该说是当年同坐一列火车来到东北，他们不过是半夜到长春就下了，而我们是被轰隆隆一直拉到了牡丹江才罢休。他在集团军直属的防化营，而我在守备师的炮兵团。
是不是注定我要和我的老乡，我的采访、宣传对象，我的同年兵中间要发生点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再让我来和他之间作出选择，我还是依然会选择退出的，虽然这种选择是很艰难的。比如，你能在你的左、右手中选择吗？或者说，你能在你眼睛、鼻子中选择吗？不能！
我不知道当时多少带有冲动的选择会对他现在不知道是在军营还在地方的生活影响有多大，当然这都不重要了，毕竟，我那时的选择不管怎样都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那就是不能踩着别人往上怕！虽说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却又伤害、辜负了另一颗心，而且是一颗深爱着我的心。
当枫知道我提干被人顶下来的事后，很生气，主要是生我的气：“你活该！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再说你去哪也不说一声，十来天跑得影都不见，现在不是全完了？”我如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但嘴还很硬：“我不要你帮，我一个大男人为什么非要你一个女孩子帮忙？！”枫更不高兴了：“放下你那狗屁的自尊吧，一个不成熟的男人为了理想可以悲壮去死，而一个成熟的男人，为了理想可以卑微地活着，只能说明你不成熟。再说我们之间就一定分出谁帮谁，谁求谁？”我嘴里还在嘀咕：“提不了干，我们分手吧，反正我也配不上你？”这下可真把枫给惹火了，她立即怒目圆睁，冲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小波，你不是说你是个大男人吗？怎么遇到这样一点事就沉不住气，还怎样去顶天立地？你搞清楚，我们之间，谁给了你说分手的权利？”我从来没有见枫这样发过火，只有呆呆地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好了，她把那挂满泪的脸贴过来，啜泣着说：“小波，我一直都没有给过你什么压力，要求过你什么，你今天这样对我，我很伤心……”我清醒过来，忙对她道歉；过了会；她说：“这事也不要太着急，说不定还有机会，我来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