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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沈秋远走他乡，去了云南她姑妈家，听说跟着她姑妈在学画画。
又过了几年之后，听说沈秋和一个画家在云南丽江流浪，后来听说她傍上一个大款去了美国，再后来，有人说她结婚了。
1992年春节，我从汶川回成都过年，见到王建南就问他，沈秋去云南之前见过她没有，当时王建南不愿意回答我。
现在，当然不可能从沈秋手上把那些情诗要回来。
“你写给沈秋的情诗还能回想起来吗？”我问王建南。
“都在这里。”王建南拿出了一叠纸说，“我前几天慢慢回忆，抄了下来。”
看完王建南当年写给沈秋的情诗，我发现，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表达我的爱情，用来转赠给周家梅。
成都粉子（30）
我把王建南的情诗仔细做了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他和沈秋不仅相爱了，而且爱得很深，很疯狂。我选出了一首最适合用抄来赠给周家梅的，原诗标题为《雾都之夜》，我连标题都不用改了，因为周家梅的老家正在重庆，我只改了三个字，把王建南所提到的“未名湖畔”改为我和周家梅所在成都的“府南河畔”。
三个字，但效果却比三万字更顶用，毕竟我也算是参与了创作，在周家梅面前我用不着心虚了。附《王建南写给沈秋的第一首情诗》：我眼前浮现遥远的岁月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两岸的渔火，是天上散落的繁星昏黄的路灯，映照你秀丽的脸庞黑夜是一杯最苦的咖啡被灯火吹胀的浓雾是黑夜的白色伴侣你一身红衣，是雾夜中的精灵走在高高的石板路上 你默默无语缓慢的足音 我深深的绝望从歌乐山下 到砂坪坝车站从山城的雾夜 到未名湖畔遥远的叹息 沉沉的雾霭我看见缓缓的江水静静流淌我基本上看懂了，内容说的是沈美人当年送王建南从歌乐山走到砂坪坝赶火车，这很不容易，需要走一个小时的石板路，当时王建南要回北京，俩人在路上难分难舍走得很慢，情景十分悲惨。
但我不懂的是，不过是短暂的分别，为什么又是“最苦的咖啡”又是“绝望”呢。另外，缓缓的江水分明就是象征逝去的爱情、或者追忆过去的时光。
不过这样也好，读起来缠绵悱恻，特别适合让周家梅朗诵。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爱情语言，90年代应该会几首拿手的卡拉OK或者会几句电影台词，80年代你应该背几句诗或者弹吉它，新世纪你应该会讲几个黄色段子，至于6、70年代，从爱情的意义上说，基本上属于古代，没有人去考证那个年代的人采用什么样的爱情话语、或许根本就不谈恋爱。
所以王建南的情诗放在今天虽然不合时宜，但对于周家梅这样的大学女生效果显然不同。
当天下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把抄在明信片上的情诗和一大束玫瑰花附在一起，来到周家梅她们宿舍门口，等着她下楼来。
周家梅下楼来一看见我并不吃惊，毕竟，这是一起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另外，我和王建南也给她留下了比较深的印像。
我让她先把玫瑰拿回去插上，说我在下面等她，她拿上花说声谢谢，没有任何承诺。很平静地转身就走了，估计这样的花她收到过很多。
看在两个男人的痴情份上，我相信她很快就会下来。
但是我错了，我在楼下足足等了40分钟，当时我以为，也许她觉得这首诗写得不好，也许是她在哪里读过。
正当我已经绝望、打算放弃的时候，周家梅终于下来了。
她换了一件衣服，重新化了妆，脸上似乎泛着红晕。
事后我才知道，同宿舍一个好事的女生当众朗诵了一遍，全体女生都感觉特别缠绵忧伤，同时对我的痴情和痛苦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周家梅当然也不例外。
后来我也懂得，其实怜悯，正是爱情的一种变异。
成都粉子（31）
第一次和周家梅约会，我面红耳热，无话可说。
后来我知道，正是我紧张无助的样子，反而激发了一个女人的怜悯和爱意。
在周家梅眼里，我是一个校园诗人。她当然不知道我是冒牌的，其实我后来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冒充的就是诗人。比如要冒充画家，起码需要你会几笔素描，就算不会素
描想冒充后现代前卫画家画抽象画，也得有一定的形式感和劳动状态，比如订画框、绷画布等等；冒充写小说的，就算一个字不写，也必须摆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状态；要冒充搞音乐的，起码要有一两件乐器做为行头；如果要冒充商人，那就更难了，你要有买单的能力，除了职业骗子很少人有这种天份。
只有冒充诗人最简单，一只笔一张纸，甚至纸和笔都可以不要，直接宣布你是诗人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原因，80年代诗人之多，和90年代的总经理、21世纪的MBA一样，要在大街上找出一个人说他不是都十分很困难。
由于诗人与画家、小说家、音乐人等行当殊有不同，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泡妞、打架、流窜作案等等，再加上这个行当有太多冒牌货，所以到80年代末期，诗人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坏的印像，最后诗人也和现在的MBA一样，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你他妈诗人，全家都是诗人”。
一进入90年代，当年的大部份诗人已转入“地下状态”。除非遇上同道，像黑社会一样说上一两句江湖切口，否则都不会承认自己是诗人，王建南举例说：如果对方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你就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方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就说“一行白鹭上青天”。越无厘头，说明你越正宗。据他所说，只要掌握了这套江湖“切口”，就可以四海为家、走遍天下白吃白喝，每到一处当地诗人管吃管住还要管粉子。就像我现在对待广告公司的甲方一样，管吃喝还要管奸淫嫖宿。当然，这些切口并非无隙可击，经常被人钻空子，曾有一个校园诗人在成都带着一支野模特队在夜总会走穴，只要是诗人到他那里去，他手下的粉子可以随便日。几年来，他接待了中国几乎所有成名的男诗人，事后才知道，那些人全是冒牌的。
做为89级大学生，周家梅已是跨入90年代的小“文青”，当年的“文化热”和“诗歌热”虽然只过去了几年，但对于她们来说已是遥远的神话。
那个年代的“文化热”却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让每个人叫苦不迭，刚上大学时我们以为，终于成为“天之骄子”了，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就男生而言，必须在以下几样爱好中选修两门：西方哲学、围棋、吉它、足球。依地域而定，如果是华东地区高校，一般是西哲和吉它，在重庆则是西哲和围棋，在北京高校，至少需要精通以上三门功课。
“西哲”在每个地区都是必修课，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几本西方哲学书，就算读清华也不算是大学生。最折磨人的事，西方哲学浩苦烟海：83年流行科学哲学，84年时新弗洛伊德，85年言必称存在主义，86年风行尼采、87年又是海德格尔、88年符号学大行其道，89年最可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流派都在流行…所以做为8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我们这一代最为倒楣，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了一大堆，读得似懂非懂，人生道理现在也没有搞明白。当年的我们就像一把筛子，接受了很多思想，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看起来对什么都感兴趣，实际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的大学生就轻松了，终于从西方哲学的泥淖中解放出来，大家都觉得西方文化已经到了尽头，只有等着咱们去拯救。在90年代，如果一个大学生还知道弗洛伊德，就只能去当作家；如果连海德格尔都知道，就只能去当诗人；如果连本雅明都知道，那就更危险了，就像王建南一样可能什么都不是。
以上的东西我略知一二，所以在周家梅面前冒充诗人绰绰有余。
那一天周家梅问我，这首情诗什么时候写的？
我说就在前几天。她说这诗写得真好，为什么会这么忧伤呢？
我告诉她，主要是因为她太美了，美得让我心碎，所以担心再也见不到她。为了和情诗所写的内容相符，我编了一套谎言，我说在重庆读书时，重庆姑娘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像，我渴望的爱情正是和一位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位姑娘相亲相爱日久天长。但由于大学期间我专心于学习（其实是专心打麻将踢足球），没有机会了却心愿，所以万分绝望。也许正是命运安排我在成都认识了你。
周家梅听了我这番话很感动，很久没有说话。
成都粉子（32）
说起来很惭愧，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