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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做罢手术18天，我想回家养着。第18天回去，第21天又去了医院。我告诉你吧。那天，儿子住学校了，闺女几天前被他送到姥姥家了。他又要和我来（指发生性关系），把我吓得不行，晚上，那个姓马的女的进来看我，我就跟她说：“你不要走了，多呆一会儿啊！”他衣服也不穿，在那儿蹲着，也不怕人笑话。
我好像是怕的。第一，伤口那么大；第二，做手术时人家说我肠子上有瘤子，是结核。我在医院又住了半个多月，回来，就把儿子安排在家里面住。儿子住也不行。后来，我又把妹妹叫来陪住。人家打得不行，不要我妹妹，一到晚上就把刀子放着。他倒是没砍过我，我知道是吓唬我。人们说：“你崽兮兮（厉害）地拿刀子干什么呀？”他说：“砍骨头！”
到了正月，我要回我妈家，他不让回，我就回到了他妈妈家。在我们老家那会儿，我就想着走，但没有想着和他离婚。当时还直不起腰来，养得不好。我妹妹家离我们那里有五里地。我就回到了她家。我父亲死的事，我还不知道。我去时她们把戴的孝都摘了。我妹、我姐还有我大弟三个人套着骡子去接我。一般我父亲最疼我，我知道他应该去接我。接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大（爸）没有来，你们来了？”他们说“大（爸）出去给你打工去了。给你去编那个耙地的篓子去了。”我说：“不应该叫大（爸）去，老弟今年（大学）就毕业了，三弟工作也有了着落（到北京当厨子）。父亲拉扯了那么多，苦那么重，不嫌累？”我大弟是个男子汉，还能忍住，说：“没事的，走吧。”姐姐和妹妹头触在车里，不说话。我不傻，就抱起妹妹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能不说话！”我妹就哭起来，哭成一堆了。他们叫我去妹妹家，我不去。最后，去了我妈家，他们还都说我大（爸）出门了，但一个个脸上不对劲。后来我妈就告诉我：“你不要恨我们。当时谁也不敢告诉你，一个已经这么了。”我说：“他不会死的！那么难他都过来了。哪怕你叫我见他一面呐？哪怕不说话你叫我见一面呐！”（泣不成声）
后来，我就一个村一个村地寻，叫我大弟、二弟扶着，到父亲的坟地。在坟地里我就实话实说，就和告诉你们的一样，就全告诉了他，把以前瞒着的全告诉了他。我每天都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他说：“你让我看一看，你就给我托一个梦，让我看一看你，行吗？”我心里这么想着，就好像看见了他。（哭泣！）我父亲去世时65岁。在家里他没有什么病。大夫检查他是脑溢血。我就答应我父亲一句话，我要报仇！
到省城去，寻求妇联帮助
我在娘家呆了快6个月。那段时间，他没敢去看我。他托我在县城的几个姐妹，搭车过来看我。她们不光看我，也给我通气，他还想让我回去。我对她们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回去。你们救了我的人，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让我回家，不回。”我向儿子要170块钱，坐车直接到了省妇联。是我自个要去的。当时，我二弟媳妇不让我去，说：“人家谁管你呐！在家里呆着。我们能供得起你”。我说：“人活一天，总要活得明明白白的，不能待到这儿，躲到这儿就完事了。”后来，我二弟媳妇就给我做了一条裤子，她是个裁缝。我二弟还让她把自己的衬衣给了我一件。我没有什么衣服。在自己家里就不爱打扮，从来不爱美。我不是说现在后悔了，这是命。
后来，我就走。
我是农历六月初七跟我妈家走的。他们不让我去，说肯定没人管我。我跟儿子要了170块钱，没告诉他我去哪儿。到了省城，我就找工，沿门一家一家地问，反正去了外地，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最后找到了一个拉面馆，给人家洗碗、端盘子。老板是个浙江人，说一月给我350块钱。我说：“多少钱也行，有个休息的地方就行。”那会儿我的腰还抬不起来，脚也肿，连鞋也穿不上。干一会活，眼睛就肿得什么也看不清，我就拿湿毛巾苫（盖）一阵，凉快一下，就能看到。儿子知道我去了那儿，断（追）过去，不让我干。我心里一个劲地说，“我缺钱，我要干下去！”我对他说：“你把妹妹照顾好，不要管我，只要我活着就行。”干活的时候，我干一会就蹲在那儿哭一气。饭馆在一个大学门口，来吃饭的学生就问我，“这个姨，怎么想哭就哭一气？”我告诉他们：“我出来不是打工的，我缺钱打官司。”我就像告诉你们那样，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学生们说：“你去找记者，让他们给你登报。”那会儿，我心里一个劲地惦记着妇联，说：“我想找妇联。不管哪个妇联，找到一个说说心里话，把我心里的怨恨，就跟告诉亲母亲、亲姐妹那样，都说出来。”他们说：“不行。要是报上登出来，妇联看了就会找你。”
后来，一个男学生带着我找到记者李子英（读音）。她给我登了报，并且告诉我省妇联的地址。那会儿我不敢坐车，怕坐过站。我就自个走，一边走一边问路上的警察。到了省妇联，她们问我找谁。我说：“找省妇联。”她们说：“我们都是省妇联。你要找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找谁？”“你是干什么的？”“我心里有委屈，想告诉你们。”“你这叫‘上访’。”我不知道“上访”是什么意思，以为她们让我上高处，就说：“我不上那里。我就想告诉你们，我这20多年来受的罪。”我边说边把身上的伤让她们看。妇联权益部的于部长听了和我一道儿哭起来。她说：“别哭了。我给你出去买饭，吃了饭再说。”她出去给我买了一盘菜、一个馒头。我吃完就继续告诉她。过后，她写了一封信让我找市妇联。临走还给了我50块钱。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就想到在医科大学读书的小弟弟。我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就问人。最后问到了。我好几年没有见他了，从他上中学、大学几年没见了。当时，他正给人家扎针呢。我那会儿想，信上写得好一点（能解决问题），我就回去。
小弟弟见到我，什么也不说，就一个劲地哭。其他医生问他：“你姐姐来了，你怎么哭呀？”他说：“你们不知道，她找我有多难啊。她不识字，和别人找不一样。”那会儿，我不懂得哭，说：“快给我看信，看看人家说的什么？”他说，不能拆。我说没事。他看后说，省妇联让你回市里呢。我说“回市里怎么办？”他说：“人家给你打电话过去了。”第二天，我小弟弟和他女朋友把我送到车站，我坐车到了市里。在省城，我呆了不到一个月。
到市妇联，我把于部长的信交给赵部长。她看后，又给我写了封信，让我送到县妇联。那会儿，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要管我就管。管不了，我就走。要我回县上，我不去！”她说：“这个事非得县上处理。”我说：“不，我回到县上还是出不来。”那会儿，我那口子还没有被逮捕，整天喊着找我，说要抠我的眼睛，劈我的腿。那会儿，他知道我去了省城，说把我的眼抠了，腿砍了，看我能到哪里去。我现在回去不正好给人家送回去了吗？！那会儿，我心里挺动怒的，说：“你让我回县上还是害我，还是送我一条命。”她说：“我给你信上都写清楚了。我再给县妇联打个电话，行吧？”她给县妇联打了电话。我拿着信，一边走，一边哭着说：“我又要死一遭了。不过，告诉你，我弟弟可知道我走到哪里了。如果我要出了什么麻烦，我弟弟会来找你的。”
他带上我，妇联的好几个人也陪着，我们一起到了医院。走之前，她们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了，给我戴上了墨镜。那天，正好有个法医在，律师问他这种情况属于什么伤。法医当时就说，是重伤。他们说明天去公安局鉴定。我说：“不行。要尽快办。人家（指她丈夫）认识的人多，要是透露了风声，又办不了了。今天下午就去。”下午，在医院设的法医鉴定所里，法院的一个法医、公安局的一个法医给我作了鉴定。公安局的说是重伤，法院的人加了一句，说这是两口子打架。但他签的也是重伤。
9月2日法医鉴定下来，3日，妇联的两个人带着我去县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接待我们的人说这是两口子打架嘛。妇联的人说：“你不知道这两口子打架打到什么程度了，人家是省里指派下来的，鉴定书都有了。”他们又让妇联给写了个什么东西，就收下了。
第二天，他们开始逮人（指她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