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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隆８詹鸥撬盗耍�13岁就没了母亲，我们家兄弟姐妹6个，我大哥、我弟弟、我妹妹这几年先后因心脏病去世了。我妹去世时还留下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我父亲不久后也去世了。他说我们家人“克人”。还说：“你呀，你好不着，就你们家的死鬼全缠着你呢。你想好你都好不了。我看了，今儿你家就得死一个。”我非常气愤，我上了一天班，回来忙一堆家务，刚躺下，他回来了，我没招他没惹他，打我一溜够，完了这家还得死一个，这是从哪儿说起呀？过会儿，他又接着说：“你把我勒死了吧，我活腻了，今儿个我就活到头儿了。”
（她又一次停了下来，漠然地望着窗外。窗外干枯的树枝在微风中战栗。等了一会儿，我们试探着问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他不是那么说了吗，我就把我裤子上系的红腰带解了下来，系在了他脖子上。当时脑子乱极了，腰带怎么系上去的我都不知道，我只记得他一动也没动。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动。他当时要是稍微动一下，我想也不会发生现在这种后果。也许是这么多年挨打积聚在心里的愤怒太多了，真是被气疯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走他不让走，其实我走了，他睡着了也就没事了。真的，很有可能就没事了。多少年，多少回，不就这么过来的吗？这回为什么就非不让走，就非得“死一个”了呢？当时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我让孩子把邻居叫了来，让她去报案，接着我自己也去了公安局。当时我也不想活了，但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枪毙我也好，叫我怎么也好，我得说出来这些年窝在我心里的火。我什么错也没犯被他打成这样，到最后还被逼到这一步。
后来法院判定我犯了故意杀人罪，开始我真想不通啊。在我的记忆中，我连一只鸡都没宰过，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挺后悔，觉得自己挺窝囊的。我爸爸是一名教师，从小就教育我们最起码做个好人，不能做个坏人，不能干坏事。那会儿，我们家6个孩子，加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10口人，吃不上饭，饿得身子骨都长不开；都像我这样。生产队大片的玉米地没人看管，但我爸绝不允许我们去掰一个棒子吃。其实，挨饿的年头村里好多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我没做过。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能杀人，自己真是太不懂法，从来不知道国家法律能管这方面的事。但凡知道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也不能干这种事。所以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让与我有类似遭遇的姐妹，不要再走我的路，还是寻求法律的帮助来保护自己。
（访谈结束，分手时，她又一次提到了孩子——）前几天，我们当地政府负责帮教的干部来这儿告诉我，他们准备把我女儿送到一所学校去念书，区里负责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这些年孩子一直是我婆婆带着，现在老太太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区政府这么关心孩子，我心里真是挺感动的。我特别想孩子，尤其是刚来服刑的时候，一心就想见孩子，可婆婆不让见。现在有政府关心孩子；我也放心一些。孩子早晚有长大的一天，我也有出去的一天。在这儿，我能与家里通信，家人也能定期来看我。平时劳动、学习，做些缝纫或做一些什么的活计，周六、周日可以看电视。我现在的身体比在家那会儿强多了。我也没别的想法，就是好好地干活，遵守规矩，争取减刑，争取早日看到孩子。
访谈后记与点评：
受暴妇女为什么会走上杀夫之路薛宁兰
2001年3月2日这天，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被允许进入北京市女子监狱访问杨秀秀。她走到我们面前，单薄、弱小的身体，苍白、消瘦的面庞，使人很难将她与一个杀人者联系在一起。究竟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个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就连杨秀秀也在反问自己：“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 ＇快抓在线书1。0。2＇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从杨秀秀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促使她杀夫的外在的社会原因与内在的个人原因。就前者来看，对受暴妇女社会救助系统的薄弱，包括社区内部缺乏暴力投诉和咨询服务机构，以及警察对家庭暴力介入和制止的不力，等等，是发生“以暴制暴”悲剧的社会防范体制缺失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亲友）固有的对待配偶暴力的观念，以及在这种男权观念支配下对配偶暴力超常的容忍，和对受暴者处境的冷漠与不助，是围城内的暴力得以持续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最能帮助杨秀秀免遭暴力的人：一个是杨秀秀的婆婆，她对儿子打媳妇，不仅感到高兴，还认为这是儿子有出息、有能耐的表现。另一个人是她的父亲，这位教师，虽然提议女儿到公安局去“备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并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如果女儿在家里游手好闲或者在外头找了别的男人，她丈夫打他，就是应该的。就后者来说，杨秀秀本人对配偶暴力的性质，还存有模糊认识。她认为把挨丈夫打的事说出去“寒碜”，家里的事外人谁也管不了。她还把解决自己受暴的事当成了丈夫家和自己家之间的私事，简单地靠比较两家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事情最终的结果。法律知识的欠缺，也是杨秀秀错过解决问题良机、最终杀夫的一个原因。她错误地认为只要丈夫不同意离婚，就是到法院也离不了，从而轻易放弃了通过离婚结束暴力婚姻的机会；她也想过寻求公安机关帮助，但是，由于对社会和法律支持存有疑虑，以及害怕报案后解决不了问题，反遭丈夫打击报复，以致自己性命难保，她最终没有采取上述合法的借助公力的救助手段。
叙述人于淑芬
访谈人张捷明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张捷明
文稿编辑薛宁兰于淑芬，32岁，农民，文化水平小学三年级。在10年的婚姻生活中，从生女孩开始，就受到丈夫歧视，多次遭到无端殴打。1996年春节期间，当丈夫到娘家寻衅滋事时，她顺手用木棒子把他砸死；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8年9月减刑至无期徒刑，2000年再次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6个月。
咱俩是自由恋爱的
1986年我17岁，他19岁的时候，咱俩结婚，开始了两人的生活。咱俩是一个村的，咱家是从黑龙江返回的，家庭挺困难，跟他处对象的时候，他人品挺好的，也能干，所以就跟他结合在一起了。结婚时，婆婆家啥也没有，婆婆给了10块钱，让买锅碗瓢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家庭条件虽然说困难一些，只要人能干，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结婚没多久，咱们就从婆家搬走了。婆婆给的10块钱，做了两套行李，买了两件衣服，当时就挤住在我二大伯家，开始咱俩还挺好的，到后来家里挺困难的，没有钱用，他就出外去打工。打工一开始还行，他能给家一些补助。过完年，我就怀孕了，生下来是个女儿，他就挺反感的，因为农村重男轻女。这样一来二去咱俩感情就有些破裂了，后来他在外边有了外遇。他在外头胡搞，一年也就给家里几百块钱了不得了。我自己带着孩子，亲戚朋友有个头疼脑热去看望，家里油、盐、酱、醋乱七八糟的钱全都是我自己拿，咱家本身什么都没有，就这样我一直跟他过着。他有跟我离婚的想法，但是他父母不同意。
他们两个在一个砖厂里干活，他两三个月都不回家，他挣的钱跟那女的出去看电影，逛商场，吃了喝了。咱们村子里都是一小帮一小帮地出去，有些人知道了也不敢说，因为他那人脾气挺暴躁的，牲口性子。跟我关系不错的人跟我说了，还说：“你家里那个，饼干吃不了都扔鱼池里，也不拿回家里来给他女儿吃。”他跟别人谈情说爱，吃不了的东西扔鱼池里喂鱼，他都没想到家里的人，我感觉他的心态不太正常。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最起码要有个良心，没有良心都不叫人，我这人都实话实说，我没有啥文化。
（她哭了。用手去擦止不住的泪水，过了一会继续往下说——）我（对他）说，咱俩要是生活不了，可以离婚，孩子我自己抚养，不用你抚养。你出去闯荡，要能闯荡出个人样来我也高兴，如果说你不能干，你回来，咱娘俩儿还欢迎你。除他妈以外，他家里人都清楚是我提出的离婚。他妈有那种病，好迷糊似的，经不起那种刺激。他就是怕他妈有什么后果，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