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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
潘岳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不仅体现在价值重建上，还放射到了国家安全领域。他认为，中国虽然在文化、人口、幅员、经贸等方面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没有真正享有大国地位。而要在国际领域树立大国地位，首先一点，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潘岳认为，中国有两个概念，一是地理意义上的，也就是领土，这绝不能丢掉；另一是文化意义上的，这同样重要， 丢掉了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亡国灭种。因此，一定要继承并光大中华文化。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建立相应的大国战略、大国产业、大国外交。才能保护国家利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也才能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华人的文化认同感。
潘岳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相当深入，他认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资源、市场、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依据中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需要，加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确定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路，明确周边国际关系与战略对策，重整国防建设体系。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集中精力， 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东和日韩，以东亚区域化形成亚太经济主导力量；北联俄罗斯，力争结盟，完成军队现代化；西稳中亚，采取强硬措施保住能源基地；与印和好，解决纷争；远交欧盟，发展经贸；以新型思维衡算中美关系之利弊，化解不必要误解，力求实质性利益。潘岳认为，中华战略未来的真正出路，是在东南亚。
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应的，是加强国防安全建设。潘岳主张，武装力量要与国家政治地位相符合，在和平时期对外有威慑作用；在战争冲突时可应对任何国内外的挑战；经济上能够与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拉动国防工业的需求。
在经济上，潘岳主张区域化。认为通过区域化，既可以达到与国际社会交流，加强经贸合作的目的，又能避免全球化的不利因素。其所谓的区域化主要是指以东亚儒家文化圈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圈”建设，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建设。
潘岳还从环境安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观。他认为，“环境无国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他指出：“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 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成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可以说，这是一个视野极广的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了通常所说的国家安全内容，还从整个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进行了论述。
保护弱势，平衡利益的关键——中国式民主
面对中国社会蕴含的各种社会问题，潘岳主张积极化解和调整各种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内在矛盾关系。而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民主与法治。与积极主张施行西方民主的观点不同，潘岳虽然认为民主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当代民主的体制，就是由政府主导的全体人民平等参与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式，但他对实行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对民主的研究结果，在中国高层中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李普塞认为： 一国的政治发展（民主化）和该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了：①接触现代化事务的人数；②受大众传播影响的人数；③居民所迁徙的人口比率；④都市化程度；⑤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口比率；⑥识字率；⑦平均国民所得。按照李普塞的研究，当一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时，这个国家很难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
纵观当今世界实施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状，让人不能不重视李普塞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潘岳认为，中国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水平之下，文盲比率高，接触现代化事务的人口比率低，农业人口比率高达70％，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绝对不适合搞西方议会政治。否则，当早熟的民主来临时，广大的无知群众，极容易被煽动起来，转化成狂热的民粹主义。如此一来，不啻是重返文革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国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基于此，潘岳积极主张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他主张党内民主，提倡促进科学公开的“政策民主”，建立公共政策辩论体系，实现社会参与、政府决策、人民监督的政治民主。强调以法制和强力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希望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人事制度改革、法治、党内民主、民族优秀文化教育来实现之。并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抑制腐败和权力寻租，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调整以效率为主的改革取向，倡导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注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相协调。而这其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实现社会生活公开公平的关键。许多人认为，对于一个后进的大国来说，维护中央权力的“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术语）最低，才能换取最大的效率。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
2003年5月6日，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都把环保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后，潘岳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GDP，将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归咎于唯发展主义的思维模式。
经历上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国，在20世纪后半程开始了真正追求实现现代化，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至上的观点，片面强调实现如美国、欧洲一样的富裕和繁荣，在指导思想上占了一定的上风。这种需求的极端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识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