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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1983年他对新建交的安哥拉进行友好工作访问并访问加蓬和刚果，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马尔代夫参加加尧姆总统的就职典礼；同年11月在新德里同印度官员举行两国边界第四轮会谈，并于次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印边界会谈联合公报，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宫达非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成为外交界的一段趣话。1970年夏，宫达非以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身份随周恩来总理陪同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赴杭州会晤毛泽东。毛泽东注意到“宫达非”这个名字与众不同，便问宫达非：“你怎么叫宫达非呀，什么意思啊？”宫达非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会谈又即将开始，他手足无措间竟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才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就是要 到非洲去！”
宫达非的诗人气质很浓，爱好诗词、书法、围棋和京剧，退休后仍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振兴事业，先后参与和协助“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赢得了国内外儒学界普遍的尊重和崇高的声望。
尽管宫少鹏与宫达非没有亲属关系，但他从这位前辈身上吸收了许多优秀品质和良好的治学作风。人们看到宫少鹏身上呈现出来的儒雅气质、执着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着实有着宫达非的影子。
2000年5月，外交家宫达非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宫少鹏难忍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
将外交推向公众，赢得唐家璇拍手叫好
1969年，宫少鹏中学毕业后来到陕西省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应征入伍；1975年转业后在北京内燃机厂工作，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外交学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进修两年，学成后回到外交学院任教。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所属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外交外事及涉外经济、法律人才的高等学校，创建于1955年9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长期兼任外交学院院长。外交学院建院40多年来共培养各类学生1万多人，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国家外交外事、国际问题教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戴秉国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身为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宫少鹏，自称自己是“吃快餐”进入学术领域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学者和大众喜欢的时政评论员。
关于宫少鹏的国际时政解读，公众基本上有两种评价，一种 评价认为他太“政府”了，其观点与政府发言人的口径如出一辙，几乎是滴水不漏；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宫少鹏是最善于发挥自己见解又不与政府观点冲突的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评论员之一。
公众对时政的关注使宫少鹏由衷地欣慰，他认为这是中国沉寂多年的“公共外交”的复苏。但关于自己对国际政治的评论，他认为与政府发言人的评说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政府发言人是一种“外交的表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而他的媒体评论则是一种“说理的外交”，摆事实，讲道理，让国人既了解国际政治，又能理解国家的外交思想。他把他的行为称为“公共外交”。
事实上，宫少鹏对“公共外交”的运用是恰到好处的，中国高层有关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常常能从他的评论受到启发。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尽管身处高位，但也是宫少鹏外交评论的一个热心观众。
2003年初，世界上出现了两大焦点问题，一是中东局势恶化，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一是朝鲜宣布再次退出核条约，半岛核问题白热化。当时境内外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无所作为，在国际焦点问题上隔靴搔痒，与一个大国形象不符。
面对境内外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府的误解，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有关部门在国内做一些解释工作，让公众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消除误解。2003年3月5日，宫少鹏在中央电视台做伊拉克局势评说时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许多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就拿伊拉克问题来说，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441号决议，就是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促成的。
第1441号决议即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新决议。这一决议是美英两国应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要求，在对原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后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的，删去了有关授权自动动武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伊拉克、科威特及其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内容。
决议一方面强化了对伊武器核查机制，一方面也为阻止美国单方面对伊动武、维护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为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唐家璇部长在看了宫少鹏的电视评论后，拍手叫好。于是他在3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未等记者提问便作了一个开场白，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座的记者都深受触动。
宫少鹏在外交学院任教17年，共发表了学术论著60多万字，博弈论、外交调研、联合国问题、热点政治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就像他在媒体上的评论风格一样，他的研究论文风格独特、博大精深，在学术界和外交界都享有很高声誉。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所言：宫少鹏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散得开，收得住”，从不回避问题，熟练掌握说理艺术，理论知识相当全面。
第五辑宫少鹏 （2）
写作《佩雷斯传》带来两个政治人物的会晤
1996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署名肖月的人物传记《佩雷斯传》。这个肖月就是已经升为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宫少鹏。
佩雷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东政治人物。他出生在波兰（现属白俄罗斯），幼年在巴勒斯坦度过，少年以后生活在以色列。据说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他才用了佩雷斯的名字。
1948年佩雷斯任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开始步入政界，此后长期在以色列军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工作，具有与阿拉伯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温文尔雅，同时对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执着追求。他自称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佩雷斯被认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师。他坚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相处，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梦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织。1993年1月20日，经过长达8个月的14轮秘密谈判，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与巴解代表阿布·马赞在奥斯陆草签了巴、以和平协议，使巴以双方终于相互承认，迎来巴以和平的曙光。1994年，佩雷斯与总理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因推动以巴双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佩雷斯同时获奖。
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
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