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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
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
王恕焕
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苦与乐的矛盾？毛泽东的苦乐观要求，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发扬不怕苦的革命乐观精神。
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坚信新生的事物必然战胜旧的事物，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基于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引导人们要看到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鼓舞人民坚定斗争的信心。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23＇
毛泽东说：“我是乐观主义者。”他早在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提出“谁主沉浮？”昭示未来主宰世界的力量，决非反动派，而是人民，他鼓励有志青年“中流击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24＇毛泽东从困难中看到前途，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25＇可见，他的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毛泽东于1959年8月在与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会见时说，我每年都要横渡长江，或游其它江河——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还打算游过黑龙江。斯特朗当时对他说：“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毛泽东笑着回答：“哎，你完全正确！”他还高兴地挥手说：“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们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派。”＇26＇
毛泽东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视一切艰难困苦为寻常，永远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7＇这也是说，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斗争中，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快乐。毛泽东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救国救民，以为劳苦大众吃苦、斗争为乐。1945年，当国民党当局积聚力量，蓄谋发动全面内战时，为了揭穿敌人阴谋，争取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28＇他倡导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要求一切革命同志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挑重担，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不同革命时期，毛泽东写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管风吹浪打，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