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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味死守规矩的道学家所能做到的。
北宋仁宗时，龙图阁直学士明镐任并州（治所即今山西太原）知州。当时，边境部队的军官中有许多是纨绔子弟。明镐挑那些最不知书明礼者给以杖责处罚，那些软弱无能者都各自解职而去，于是奏请批准选择其中那些熟悉军事的人守卫堡砦。
军队行动时，有不少妓女随行，明镐想把她们撵走，又恐怕刺伤士兵的情绪。正好碰上军中有人因忿争把妓女杀了，吏员把凶手抓来向明镐报告。
明镐说：“胡说，军营里怎么会有妓女呢？”将杀妓女的人放掉不予处治。妓女们听说都赶紧走散了。
没有伤士卒们的心，而让妓女主动从军营中离开。用以静制动的办法来驾驭别人，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呢？
轻重缓急的分寸
愚笨的人坏不了什么大事，因为他自知愚笨，也就不奢望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也不会把重任交给他；而聪明人不同，由于他们平素精明干练，人们肯托付重任。因此如果他们考虑不周，所思所行操切浮躁，把握不了轻重缓急的分寸的话，就一定坏事。而且因为他们做事太聪明了，一旦办坏了也无法弥补。
所以，愈是精明之人愈要自知责任重大，愈要小心谨慎才对。
唐宪宗时，裴度被封为晋国公，任中书令。
一次随从忽然报告说官印丢了。裴公依旧神色怡然，告诫随从们不要声张此事，当时正在举行酒宴歌舞，随从们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半夜酒宴正进行到热闹处，随从们又报告说官印又回来了，裴公也不说话，宴饮极欢而散。
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裴公说：“书办们偷印去私盖书券，不急着寻找追查的话，就会再放回原处，追得太急的话就会将印销毁掉，再也找不着了！”
西汉初，燕王卢绾谋反，刘邦派樊哙率兵去平叛。
发兵之后，朝中有人揭发樊哙谋反。刘邦听后非常生气，说：“樊哙这个老匹夫，看来是盼我早死。”他把陈平和周勃叫到病床前，吩咐说：“陈平火速传我旨意：由周勃代替樊啥统帅军队。等陈平到达军中后，就把樊哙斩首。”
二人领了皇帝的圣旨后，私下商量说：“樊哙是皇帝的好朋友，立下许多功劳，又是皇后的妹夫。皇上一时恼怒想杀他，恐怕日后后悔，所以我们还是缓一缓，不要急着杀了他，还是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吧。”
陈平和周勃来到军队驻地，叫樊哙来接受皇帝的指示，樊哙一进来，马上被捆起来装进笼子运往京城长安，周勃代替了樊哙率兵平定燕王之乱。
陈平在回京城的路上，听说高祖死了，他担心遭到吕家报复，就命人先回去报告消息。不久，陈平接到命令，要他马上回宫。
见到吕后，他哭得非常伤心，就在皇帝灵堂前把逮捕樊哙的事报告吕后，吕后说：“你回去休息吧。”陈平坚决请求在皇帝灵前守夜。
不久，吕后任命陈平为郎中令，陪伴皇上读书，从而避免了受害。
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也是一位很懂得办事分寸的人，下面这件小事就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3）
有一次，仁宗病了很长时间，没有上朝理政。一天，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想召见主持政务的大臣们。于是坐在便殿，召中枢省、枢密院文武二大臣紧急进宫。
吕夷简得旨后，过了一会儿才起身入宫，枢密大臣催他快点走，而吕夷简却象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宋仁宗见到他们就说：“我病了这么久，今天刚好些，非常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什么姗姗来迟？”
吕夷简从容禀奏皇上：“陛下患病，不能亲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很担忧，今天忽然召见大臣，我们再慌慌张张跑进宫，人们会误认为出了什么大事，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宋仁宗听后，认为他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
李太后死后，仁宗的丧服还没脱掉，吕夷简就马上劝谏宋仁宗立曹氏为皇后。范仲淹不同意吕夷简的见解，马上去晋见皇上说：“吕夷简又给陛下出了一个坏主意。”
第二天，吕夷简告诉韩琦说：“这一类事情宫廷外的人不会知道，皇上的年龄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因为失去宠爱而被废掉了。后宫中想凭姿色得到皇上宠爱的大有人在，不马上册封皇后，就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
可见，吕夷简做每件事都自有他的深谋远虑，这类的例子还很多。
宋徽宗刚即位时，想革除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端，广开言路。众人都认为，象司马光那样品行高洁的旧臣，应当优先恢复地位。
陈瓘当时正在谏省任职，他独独认为前朝废黜孟后，追贬已死去的丞相，都师出有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现在要给他们恢复名誉，就应该先分清哪些是受了冤枉，哪些是罪有应得，给无辜蒙冤的人平反昭雪，谴责、诛杀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然后发诏书公诸于世，接照礼仪的规定进行，这样才不会留下后患，不要只求快而遗恨无穷。
大部分大臣却认为，公众的意见被压抑得太久了，希望很快作出决断以博取世人的欢心，于是就仓促地将这些事办了。
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当政，又把徽宗年间的旧案一股脑儿翻了过去。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陈瓘的见识，称赞他是懂得把握分寸的人。
宽严相济的分寸
曾国藩曾经向人传授管理强悍部将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为人暴戾险诈，很不驯服，其部下也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4）
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宽容的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他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则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银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一齐打了胜仗以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严格的方面，第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是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不多说；第二是明辨是非，凡是李部手下与百姓争斗而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绝不袒护，要求李严加惩治。
曾国藩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明朝人况钟从小吏提拔为郎官，由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的推荐，作了苏州知州。皇帝召他到朝堂，赐给他皇帝自己签署的文书，授予他不待上奏、自行处置事务的权力。
他刚到苏州，管事人拿着公事案卷来上呈，他不问下吏对事情处理得是否得当，便判个“可以”。这样，下吏们便藐视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接着衙门中发生的弊病、漏洞就越来越多。通判赵某千方百计地欺凌况钟，他也只是嗯嗯而已。
一个月以后，况钟令手下人准备好香烛，把掌管礼仪的礼生也叫来，所属官员全都聚集起来。
况钟对大家说：“有一封皇帝的诏书没有来得及向大家宣布，今天就来宣布这道诏谕。”当官员们听到诏书中有“所属官员如做不法之事，况钟有权自己直接捉拿审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全都震惊了。
宣读诏书的礼仪结束后，况钟升堂，召来了赵某，宣布说：“某天有一件事你欺骗了我，偷了财物多少，对吗？某天你又这样做了，对吗？”
小吏们都十分惊骇，为况钟的才智所慑服。况钟说：“我忍受不了烦琐的审判手续。”说完以后，他命令赵某脱光了衣服，让四个有气力的衙役把他抬起来扔到空中，掉下来便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