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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不仅是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华东野战军在这一伟大的事变中，胜利地实现了本身的转折，因此这一段战史意义很大，是值得一书的。
第十六章豫东之战
第十六章豫东之战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我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注）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省东部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决战，即豫东战役，也叫开封、睢杞战役。这次战役，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在这次战役中，敌我双方都投入了较大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的部队外，我军直接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七个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已经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的部分兵力，共约二十万人；敌军直接参战的十二个整编师，三个快速纵队，以及特种兵部队和保安部队等，共约二十五万人。经过开封、睢杞两个阶段共二十个昼夜的连续作战，我军全歼敌人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四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一个正规团和三个保安团，并歼灭其他援敌一部，共九万余人。这是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个大歼灭战，也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的整整两年中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顽强奋战，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我写这篇回忆录，首先是为了纪念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同时，也期望能为研究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大兵团作战的指挥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注：华野外线兵团包括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九四八年三月，华野奉中央命令，将所属野战部队编组为四个兵团，即以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以内线兵团的第七、第九和第十三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及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和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赂进攻。到一九四七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一百六十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一九四八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二十四个整编师，共七十九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八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太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急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三月十六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进一步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线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企图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成熟，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德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