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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淮北敌情在急剧变化。敌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军向泗阳和两淮发起了进攻。陈毅同志电称拟率第二、第七、第八师及九纵坚决歼灭进攻之敌。军委赞同这一建议，并根据这一情况，于十一日八时指示我们：“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于是我们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以上说明，华中主力北移的行动，是军委、毛泽东同志依据淮北和苏中两个战场的敌我形势的急剧变化，经过同战区指挥员的商讨后定下来的。从九月九日复示我们：“准备向北机动”，到十一日指示我们：“即开两淮”。前后仅三天时间，其中还有若干反复变化。有一种说法：军委早就确定了华中主力北移作战，由于华中战区指挥员有不同意见给延误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主动放弃两淮
针对敌军的动向，军委的意图是调动山野、华野两大主力，歼灭进犯两淮之敌。毛泽东同志于十一日亲自拟电指示陈毅同志和我们：“1．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灭全部；2．同时张邓要注意邵伯、高邮、洪泽湖诸防务，严防敌偷渡进袭；3．两淮工厂资材速迁安全地带”。
海安距两淮约二百五十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少船只，且值天雨不断，预计先头部队于九月十八日才能到达，大部队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而两淮战局的发展不如人意，敌人的攻势未能受到顿挫。谭震林同志于九月十一日由淮安向中央陈述：“华中主力最快要到二十日才能赶到两淮，恐到达高（邮）、宝（应）时，两淮已失”（高、宝分别距淮阴一百五十公里和七十五公里）。陈毅同志也于九月十五日致电中央：“苏中主力已北调，要二十五日才能到达两淮地区，已来不及参战。”
九月十九日十八时，我军在给敌人以一定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
两淮是华中的首府，放弃两淮是件大事，当时正值伪国大召开前夕，敌人大吹大大擂自不待言，即在我们内部也引起种种议论，有的同志认为是打了败仗。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华东战局的发展呢？现在作些探讨是有益的。
首先，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脱离我们的战略方针。经过七八两个月的初期作战，我军分别在几个方向上迎击敌人，以暂时撤出部分土地和城市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十余万人的重大胜利。两淮并无死守之必要，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
其次，回想当时的战场实际情况，我军还不具备歼灭敌先头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条件。后来在孟良崮能够歼灭它是我军经过宿北、鲁南、莱芜三个大歼灭战，我军的装备、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积累了大歼灭战的经验，才以五倍于它的兵力，达到全歼该师的目的的。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一直认为，即使第一、第六师赶到淮阴，并在淮阴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什么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记得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我曾应新华社记者之约，谈了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其中说到，“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这个分析是符合战争发展的实际的。
决心在淮海打一个大歼灭战
我军撤出两淮后，华中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南北两线敌军，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苏中已成为敌后；另方面则是我华中、山东两野战军靠拢，兵力更加集中。于是九月二十日我们华中分局的几个同志，联名向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华中形势起了基本变化，沿运河线之淮安、宝应、高邮一线，因地形关系很难求得歼灭，只能取得在战术上的胜利，整个运河线以东地区成长蛇形，不利主力作战。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与此同时，我们对坚持苏中敌后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使留在敌后坚持原地斗争的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工作上有所准备。
次日，陈毅同志复电：“我同意华中分局二十日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次日又来电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对于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同志九月二十八日亲拟一份电文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陈毅同志亲自来到华中分局，在他领导下，共同商定了以下各点：第一，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与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十月五日前后集中完毕，如敌此时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第二，在涟水、两淮、宝应地区设指挥所，作为箝制方向并掩护做冬衣。第三，部署盐阜、淮海、两淮、高（邮）、兴（化）、宝（应）各地之坚持斗争。重点是集中主力出击以及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十月一日，陈毅同志将上述部署报告了中央。中央随即复电：“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
但是，敌情又起变化，鲁南之敌进占峄县、枣庄，威胁临沂。陈毅同志提出山野回鲁南，华野留淮海区作战；或者全军入鲁作战的主张。十月十四日，军委来电询问我们：“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泗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
我对陈毅同志的建议和军委的来示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长期培育下，我对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熟悉的。但是，诱敌深入到何地域，是战略性的问题。我作为战区指挥员，守土有责，首先考虑的还是在华中地区作战。十月十一日，我曾建议集中山野、华野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在邵（县）睢（宁）铜（山）地区寻歼蒋军主力。这时，我对比了淮海与鲁南的战场条件。淮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通道多，有利于敌人的调动和集中。战争初期敌人兵力、火力、机动能力都比我们强得多，而且淮南、淮北已失，西部已暴露于敌，我军要在这一地域达成战役优势相当困难。鲁南的地形条件很好，群众条件、供应条件也是很好的。从战略防御阶段来看，把鲁南作为诱敌深入的底线自然比淮海好。但是，我又考虑到：第一，当前蒋介石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我即刻全军入鲁，敌之进攻重点也将立即由华中进至山东，而华中将过早地丧失，对于长期作战不利。第二，两淮失守后，敌已对我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如果我不能在淮海打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则下一步转移作战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第三，我军撤出两淮，群众中已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不能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第四，为开展苏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也需要再打一仗。几个月的战争经验表明，主力仗打得好，土地改革进行得彻底，干部下决心坚持是坚持敌后原地游击战争的三个必要条件。前一段的仗是在苏中地区打的，苏北地区还没有打过胜仗。所以我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很好的。但似宜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经过各方面的郑重商讨，十月十五日子时再次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将此意见立即报告军委。
同日十二时，毛泽东同志来电：“十五日子时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