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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挺进。
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步险棋。这个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封锁圈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由于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越通榆公路西进，敌一绥区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八月二十四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九十九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二十五日，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这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已南下倒如皋的第一八七旅，加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和第九十九旅的一营，急向西南增援第九十九旅，该敌又被我第一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当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守，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这样，战局就可能变得不利于我军。西面运河线上邵伯、乔墅一线战斗十分激烈。乔墅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我主力若在如黄路拖延时日，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起剧变。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次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但是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对于这个问题，如南战斗后在海安以东修整时，通过团以上干部的战斗总结会，大家认识到，“几个打一个”决不意味着我部队战斗力量差；需要时增调兄弟部队加入作战，也决不“丢脸”；至于怕分了缴获的思想则是本位主义作怪。只要作战需要，战役指挥员也应毫不犹豫地转用部队。对这个问题，大家的思想认识已经取得了一致。
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即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九十九旅两个团先行歼灭。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将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十个团的兵力，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九十九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十五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三个团。二十六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八月二十三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丁沟、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虽然训练不多，弹药不足，但指挥员顽强灵活，动员工作做得深入，土气旺盛。他们依托工事和河流湖泊英勇抗击敌人。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各团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第二十五师猛攻了四天，我军工事大部坍毁，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虽然乔墅被突破，但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两千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二十六日黄昏的候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遂胜利结束。这是第六次作战。
二十七日上午，我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十五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五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尤多。我第五旅衣服为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兰色不同，而与当时国民党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敌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欢呼跳跃，随即成了俘虏。继而第五旅乘胜利余威于三十一日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一六○旅五个连缴械投降。
如黄路战斗，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表明我们在指挥艺术和作战方法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在“攻黄救邵”的过程中，我军发挥了多种作战形式的威力，以部分兵力顽强阻击，坚守阵地，给主力以行动自由，阵地守备与野战围歼互相协同配合，达到了坚守阵地和寻歼敌军的双重效果。解放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但是，并不排除以其他作战形式为必要辅助。在战争初期，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或者创造有利战机，在某些方面需要打些运动防御战，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不同的作战阶段，以至存在不同的战役中注意作战形式的适时转换，互相配合，有主有从，相辅相成，是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方面。
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性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仍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设，带有战略侦察任务，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军委起草的给各解放区的电报，指出苏中战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发言人就国民党军对苏中进攻惨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这个战役为“七战七捷”，并指出它对今后的战局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九月三日至八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著名的定陶战役，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余人，活捉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延安《解放日报》于九月十二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苏中战役已经过去几年了。回忆全面内战爆发以前，当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在苏中面对即将进犯的敌人深感重担在肩，推动着我们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着的许多特点；推动着我们反复思索，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客观存在的规律，以争取胜利。
也许今天有的同志会问：双方是老对手了，不但在十年内战中，就在八年抗战的反磨擦斗争中，也一直打交道的。“不打不相识”，双方都是老相识了，而且苏中的地理人情，你们又是熟悉的，为什么还要思索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回答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美国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交给了他，他的兵力发展到了他统治中国时期的最高峰——四百三十万人。同时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性的政权，中国的地方派系中，再没有人敢于动用武力来打蒋介石了。因此，蒋介石要用全力进攻我们。
与此同时，我方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停战协定生效时，解放区城市已有五百零六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二十四倍（中央苏区曾有过二十一个县城）。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三千万，超过过去中央苏区人口五十二倍（中央苏区最多时有人口二百五个—万）。并且建立了东北、热河、察哈尔根据地，从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长期四面包围的态势。除新四军第五师地区外，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我们在战争的初期，就有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我军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七万人，其中野战军、地方军各半。
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是，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已使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