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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末，我们正式奉命第二次打长沙。第一次打长沙是一九三○年七月，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打进去的。那时湖南军阀正在南面混战，主力部队都到湘南去了，长沙守备薄弱，我军一个袭击，就攻下来了。这次情况同上次已截然不同，长沙守敌已达三十一个团，计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电网等好几层障碍物。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是从南面的大托铺向长沙市进攻。那时部队还不会搞近迫作业，连交通壕还不大会挖，更不会爆破，也没有炸药，挖工事的铁锹也不足。可以说，完全没有打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怎样打法呢？
为了破坏敌人的工事，我们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天一亮在前沿顶不住，只好撤下来，第二天天黑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但头一天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挖。就这样地往返挖了好几天，仍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有的同志想起古代的火牛阵，把牛尾巴上绑上鞭炮，点响后，牛向前窜，部队跟着向前冲。结果敌人机枪一扫，没有被打倒的牛掉过头来，反而冲散了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围城期间，我军曾两次发动总攻，都失利了，部队伤亡很大。当时，我的心情既焦急又疑虑，我不禁想到以我军现有力量并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因此，对于“左”倾错误的口号产生了怀疑。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命令撤长沙之围，这个决定很符合实际。
这次围攻长沙历时十六天，昼夜作战，我差不多有十来天没有睡觉。当部队撤出长沙转到醴陵时，我一口气睡了两天一夜才缓过劲来。部队撤出长沙后，转到了株州、醴陵、萍乡、攸县一带。中共长江局派周以栗同志为代表，要一方面军回攻南昌。有的领导同志对打大城市很有兴趣，经毛泽东同志多方说服了周以栗同志，才决定改为攻取吉安。于是，我们从湖南向江西来了一个回马枪，十月四日打下了吉安。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我们支队的政委因破坏工商业政策被撤了职，由宋任穷同志接任。
这时距敌开始第一次围剿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一步究竟是继续执行中央的决定，打南昌、打九江等大城市，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回到根据地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虽是支队干部，也听到说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我记得部队在峡江转来转去，等待领导层开会决定行动。一天我们接到了十一月一日由毛泽东同志以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双重身分和朱德总司令署名的命令，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进入东固地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我们都很高兴。部队进到东固地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的准备。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我调任师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一九三○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我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开始准备先打谭道源师，根据情况曾两度设伏于其预定推进路线上，因敌人未出动而忍耐撤回待机。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定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
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向我反击时，前面的部队被一股敌人冲开了缺口，一直冲到我们师部指挥阵地，接近到拚刺刀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人，我们全力拚杀，突然从我的后面打来一枪，原来是一个坏家伙打的黑枪，没有打着我，却把我身边的通讯员打死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幸好军部就在我们后面的山头，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见到这边情况吃紧，立即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我们两边配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敌第二次“围剿”的规模很大，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这时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了尖锐的问题。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而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打一两仗后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打。为此，开了几次师以上干部列席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都定不下来。这时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了。
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典范。这次敌人采取的是一字长蛇阵，由西向东，从赣江边上的高兴圩、老营盘经富田到宜黄、广昌，一直摆到福建省的建宁，差不多将近五百多公里的战线。敌右翼靠赣江的是蒋（鼎文）蔡（廷锴）这两支部队，战斗力是强的；左翼是蒋介石的“四大金刚”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这四支部队战斗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都不在前沿第一线，稍靠后一点。中间则是一些杂牌部队。在决定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究竟怎样打法？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得不好，两只大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多次分析研究，最后决定还是从软肚皮开刀。这软肚皮是上官云相、孔繁祥等北方部队，他们在南方不服水土，又不会爬山。而且蒋介石一贯玩弄借刀杀人扫除杂牌的伎俩，先打他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来增援。果然我们从富田、东固之间打起，横扫七百里，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蒋介石的“四大金刚”并未与我们交锋，蒋鼎文、蔡廷锴的部队也在原地观望。我们捅破了敌人的软肚皮一直打到敌人的后面，他的一字长蛇阵就全线崩溃了。《毛主席诗词》中有“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名句，就是讴歌这次作战的伟大胜利。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过了八年，希特勒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从荷兰、比利时那个薄弱部位打了进去，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这就教育我们，线式防御，在现代战场上是没有用的。现在有的同志强调环形防御，那是战术性的。从战役上讲，现代战争没有多层次的纵深防御是不行的。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朱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
毛泽东、朱德同志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创造战机、捕捉战机，使我十分钦佩。按照过去的规律，敌两次“围剿”之间有一个较长的间隙，在这段时间部队多半分散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便分散在建宁、将乐、沙田一带作群众工作。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之后，未给我们休整的机会。他立即调整部署，以其嫡系“四大金刚”为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