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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死了团里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得逞绝不轻饶他们。可我首先必须“得逞”。我又如何能得逞呢？
第一次我自己想到了婚姻。我可以提出结婚！结婚我就可以去北京，他们不能阻拦！到北京结不结婚还不是由我。总之一切到时候再说！
简直没想到婚姻还能作跳板，此时对男友不嫌我远在四川没和我吹灯满怀着感激。
想好了就开始进行。一切顺利极了。手续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团里开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特介绍我团×××前往北京与你团××结婚”之类。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王立，告诉他我很快会去北京，让他到车站去接我，此时我已万事俱备，只等火车票了。
火车票拿到手，马上到邮局给北京发了个电报。告诉我到北京的准确车次、时间，免得错过。
王立书生气十足，几次从北京托火车列车员给我带东西，总是怕我接不到，想出许多花样来。一次把我和他的合影从中撕成两半，让列车员拿着他头像那一半，另一半寄给我，到了火车上两张照片一对，暗号接上，东西就可以取走了。几年之后我们闹离婚时我曾经想到过这个细节，莫不是当初他把我们的合影一分为二，预示了今天的不和？
发了电报回来收拾行装，队长告诉我军区宣传部已同意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同志，感谢你》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同意也得走，不同意也得走，现在说，晚了！我再不会回来了！
穿隧道，过铁桥，撞上“詹天佑挂钩”，火车朝着首都北京风驰电掣般行进。心里没有恋爱，没有婚姻，只有电影，只有珠江电影制片厂。
十次特快（在《我的路）中为了简便曾写到去北京是坐飞机，实际是火车，以本书为准。）喘着粗气，缓缓地进入北京车站。从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同志，感谢你》剧本上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窗户上兴奋的王立的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决定了我们的悲剧。我发现我简直错了。
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仿佛从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
我心里没有爱，只有陌生。我真的错了。可是，我兜里揣着婚姻介绍信。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我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入洞房，可是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退路。退回去比现在还糟糕。
当天晚上，我们就结婚了。看来他作了不少准备。我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化妆，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好友在旁边，匆匆忙忙，公事公办地掀开了我人生崭新而重要的篇章。
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刚两天，我一定要走。尽管心里有对王立的歉疚。第四天早上，我这个没有新婚感觉的新媳妇就离开新婚丈夫走了。
我的第一次结婚又第一次离婚2
当我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们的婚姻是我过去经历的牺牲品。蒙在鼓里的王立莫名其妙。对我的反常行为他以为只是我累、烦、压力太大，他希望改进我们的家庭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我正在拍摄《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这三部影片对未成名、在北京还谈不到立足的我来说是背水一战。我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我和王立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在分别一年，饱尝了相思之苦后，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没有经过表演学校训练的我如牛负重，举步维艰。
我简直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王立。全总政歌剧团都知道我们相聚的难得：只要我有哪一天不拍戏在家休息，王立就会在宿舍走廊里大喊一声：“你们谁也别到我家来，刘晓庆回来了！”于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房间里没有自来水，假如要出去打水或是买菜，王立会小心地把我锁在屋里。
他告诉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最讨厌墙上那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把那时钟给扔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觉得心疼又捡了回来，钟还未坏还在走，只是钟面上有了丝丝裂纹。
他还说，在我去珠影拍戏的一年里，每次他碰到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介绍人，介绍人都躲躲闪闪十分难为情，觉得非常非常地对不住他，给他介绍了这么一个不着家的老婆。
他的这些话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随着岁月的磨炼开始懂得人情冷暖才发现当初自己是多么混蛋。记得我时常看着他讲话的脸想我的台词，经常我们正在吃饭我停下筷子琢磨要拍的戏。
我早出晚归，半夜里时常爬起来写笔记，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我虽然身在家里，在他的旁边，可我的心不在这里，灵魂不在这里，心与灵魂在摄影棚里，在电影上面。
王立痛苦万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希望我能回心转意。可是我已陷在电影里不能自拔。每天傍晚他往摄影棚打电话问我还有几个镜头，虽然不会做饭，他亲手为我烧菜然后坐在桌旁静静地等我回来。他不了解电影是多么的随意，多么的没有时间概念，有时一个镜头只要二十分钟，有时一个镜头需要七个小时。当我总是在他过了忍耐极限的时候回家，他一见我就忍不住把桌子凳子一摔，然后大发雷霆。而刚进门仍然沉浸在戏里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惊胆战，但又莫名其妙。
我努力使他满意，却总是十分拙劣。他对我说每次他去听音乐会，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衣冠楚楚，而每个人都向他问起我在什么地方，他总是回答他们我在外地，人们都当着他的面叹息。我马上说只要有机会只要不拍戏我们一定一起去听音乐会。于是有一天，我的生日，摄制组专门放我的假，我做好了一桌菜，点好了蜡烛，没有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谁知他拿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兴冲冲进门来要我立即跟他出发。我要过生日，他要去音乐会，相持不下最终又发生一场争吵，吵累了我软下来，吹灭蜡烛穿好衣服陪他去听音乐会。音乐会是梅纽因还是卡拉扬演奏的，是什么乐章谁的作品我已完全忘记了，由于拍戏由于争吵由于没有吃饭，我又渴又饿又困竟然在音乐厅呼呼大睡，丢尽了他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脸面。
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每天总是找人替我向王立请假晚回家。家庭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远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来得自由自在。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是吵架，总是吵架。
直到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我的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下午，总政歌剧团的领导带着王立到北影剧团来检讨认错，请求我回去，北影剧团领导把他们批评了一通。
我没有回去。
全厂的人都同情我，只有我心里同情王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问过我许多次，“他为什么打你？”我从不正面回答。我不想说这些事情。家庭之间的是非有时是永远讲不清楚的。我既已出走就不想再回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好马不吃回头草。
所有的东西全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要。身上只有三元七角钱。连牙膏、牙刷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可是现在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早。我认识到又面临一次新的冲刺。
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尝到桔据的滋味。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富裕过，可没有现在这样情况具体。下农村时我是月工资二十九元五角，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发工资的那天我上街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作为自己第一次挣钱的纪念。后来参军入伍，津贴是每月六元。由于是女兵，有卫生费，每月实发六元七角五分。后来提了干工资是五十六元，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资是五十元。
出走的时候我已是一个电影明星。我已得过奖，上过报纸，赫赫有名。我只是还没有调到北京。
可是我没有钱。甚至没有钱吃饭。我开始不吃早饭。中饭、晚饭都去别人家蹭饭吃。王立到处打电话找我，大概是想给我送点钱或是衣物来，我让他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