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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绝不能乱。要先去蒋律师处，把信件拿给他看。还得去找赵志文，找杨洁。也得把信件给他们看。检察院还得去找一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去一趟青岛，蒋律师说检察院要求我去青岛面谈。这一次我可不敢不去了。先偷税后抗税还无视法律，那还得了？
可是去青岛我怎么有脸见人呢？无论是在火车站还是飞机场，只要有人看见我一定知道是大偷税犯来交代税的问题了。唉！败军之将岂敢言勇？已经到这个地步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了。要学那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妈他们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全家逃难去蛇口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见家里的消息。只隐约听朋友传信说她们平安到达了。可是我这里没有固定的地址，固定的电话，蛇口也没有安电话，所以一直联络不上，连日来整天当救火队四处奔跑抢救各种各样的火灾，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无法顾及她们。
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几个老弱病残又不会说广东话，每天怎么过呢？还没有钱。肯定是只靠父母的退休金支付日常开支。那一个月总共三百多元的退休金，吃饭都不够吧？在深圳那样高消费的地方？
一想起这些我就心痛。钱！到哪里去弄钱？全家在那边吃苦，我在这里流水般花钱。请保镖，请律师，去沈阳，去青岛！所有的一切只出不进，现在《红楼梦》也告尾声，眼看着车费也得自己掏钱了。上次派“穴头”去那几个漏税的演出地方又补交了一部分税款，虽然演出帐好歹弄平了，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尽管损失钱能让我补交税款不判我偷税已谢天谢地，不过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撒开肚子吃饭。好在总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天到晚紧紧张张也不怎么觉得饿。
前些天我又换了司机。小李的车他们出租汽车公司要价太高，我出不起，想办法弄了一个破面包车，每天三十元。姜文请了他同学的一位哥哥给开车，这已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价钱了。
付了车费就付不起饭费，无论多晚多累，我从来不请那位同学的哥哥吃饭，总是装着忙得忘了还有吃饭这件事。有一次实在是说不过去，进了一个饭店，我点了一个最便宜的工作餐，每人六元，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别提我觉得多不好意思。同学的哥哥肯定认为我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这么抠门吝啬，难怪有本事偷那么多税。
是钱使我现在一筹莫展，钱确实是万恶之源。因为钱惹出这漫天大祸，又正因为有点钱才可以奋起为自己的生存抗争。钱是祸水，钱又是我的生命线。假设我有钱也许就不会有这一场官司；不对，我没有钱也会有这一场官司，因为我有名，这场官司是因为有名引起，税务局查的也不是我自己的钱。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钱我根本就没有可能纠正税务局的裁定，没有可能为自己正名，没有可能挽救自己的危亡，我现在最可惜的是自己的钱太少太少了。我还得拼命去挣钱。只要还有机会。
我要去深圳看看我的家。当然这又牵涉到路费的问题。不过这是必须花的。还要给他们留一些钱。要好好计划，精打细算。
先去青岛，然后去深圳。把机票、火车票订好。
行了。
没有报纸愿意登载我的声明
当务之急是要在报纸上发表一个我没有偷税的声明。听说现在全世界的华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偷税的消息。这下好了，我的臭名远播全球。我不能让他们一手遮天。官司还得打呢，不能在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就被活活气死了。
再没有比我更惨的了。北京现在天天都在游行，好多学生在天安门静坐示威，还开始了绝食。很多单位组织都来邀请我，说实话我也想去看一看。可是我不敢。准确地说是不好意思。我没有脸见人。像我这样的头号偷税犯怎么能去天安门呢？到时候学生们集体狂呼“打倒偷税犯！消灭国家的蛀虫！”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有反面的意见。一定要让人们知道有来自我这一方截然不同的呼声。想一想，想一想在哪个报纸发表我的声明最合适？
这件事应该不难。从来各地的报纸都非常愿意刊载我的消息和文章。每次求爷爷告奶奶地求我哪怕是写几个字题个词总是求不到。以骄傲出名的我吝啬得连在报纸上写一句“向大家问好”都不肯。这一次我要发表的从没有偷税的声明是自己亲笔所写，又是当前最喧闹的新闻热点，对各个报纸来说一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求之不得的事。一方说我偷税，另一方硬说没有偷税，打起来报纸才热闹、而结果如何报纸仍然可以再登，不管我偷税没偷税都是热门新闻。而且报纸还可以概不负责，这种大好事只能给一家过去与我有交情的报纸，跟我吵过架的报纸才不会理他呢。
坐在屋里拨电话，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奇怪，没有报纸愿意登载。为什么？我简直搞不懂了。是他们不敢吧。那为什么报纸上可以登对我的污蔑，谩骂，偷税十七万甚至上百万都不经过调查核实，而我的一个文责自负的声明却没有人敢登呢？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给钱行不行？不行。不行拉他妈倒。我把话筒一摔。
可是我自己拉倒不了。我不能受屈蒙冤活在世上。不能让舆论一边倒。要告诉世人我是怎么回事。让大家知道我有呼声。然后给我时间等待结果。求求他们。求求报纸。放下架子抹下面皮，还要那么多的尊严干什么？只有不要尊严才能争取尊严，这算是哪码子事啊。
再一个个电话重复打。一次又一次在电话里重申我的理由和冤屈，三寸不烂之舌被说短了两寸。我七窍生烟，变成了一只录音机。由此我想到过去老贫农忆苦思甜，还有老山前线的英雄作报告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此众多的重复仍然声泪俱下，说明他们有着多么强壮的身体和多么健全的神经。
可是报纸们仍然就像约好了似地拒绝我。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文件、新精神，不许登来自我这方的消息呢？
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在上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使我明白了那么多深邃的道理，虽然我付出了极昂贵极昂贵的学费。可是假使我能活着从这所大学毕业，我会因此而获得无论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你看我又想到哪儿去了？最近我总是胡思乱想。我有神经病了吧？我看好像差不多。我总是跟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车轮辘话来回倒着说。我看这次官司过后不死我也得扒层皮。死了当然就不消说了，扒层皮多么难看啊，红腥腥的也没法拍电影了。啊，电影！电影现在离我是那么遥远。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打官司几个电影都拍出来了。十八万？三十六万？怕二十个十八万二十个三十六万都挣得了。电影界都知道我拍片的命中率特高。我还没有拍过一个赔钱的电影呢。
我现在都老了吧？成天这么折腾谁也经受不起。那天我从录音室跑出来后曾收到《红楼梦》组和我要好的女演员关切询问的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声音清亮，听起来神采奕奕地告诉她说：“我的体会是，麦考尔是不难当的。”麦考尔是正在播放的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亨特的搭档女侦探，经过数次考验，我发现自己比她强。跑起来比她速度快，而且敏捷多了。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日？
我发现我已具有了相当的乐观主义色彩，哈，什么都练出来了。现在是老油条炸也炸不泡了。许多海外的朋友、亲戚，看到报纸纷纷劝我出国，他们一切手续都为我办好了。可是我不出国。他们骂我死脑袋。死脑袋就死脑袋吧，好多事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平时头脑里总是有两个我，它们天天在一起打架，只有近期来才高度紧密合作，同仇敌汽，众志成城，也许是它们认识到大敌当前要一致对外吧。
又想到哪儿去了？想回来想回来。刚才想的什么来着？哦，对了，是要发表声明。就是要发表一个声明，那些报纸太不像话了。你看现在把我弄成什么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们不惭愧吗？尤其是那一篇四川记者的文章，居然痛打落水狗说我偷税上百万元！还说凭我的脸蛋“巴结几个上层人物岂不容易”，还说我“有权力庇护，偷漏税算得了什么”，简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告诉你，存心要偷税我就不在中国呆！挣这么点钱，这税有什么好偷的？这种人太恶劣了！我要真巴结了上层人物还有你的好果子吃？话又说回来，我要真是上层人物的女儿，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