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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这个案子很快破了，劫枪犯已经被捉拿归案，要是真凶继续在逃，靖军还不知道要关在里面多长时间？
当公安局口头道歉时靖军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他不接受口头的道歉，要一份书面的通知。公安局说没有。他问这十几天怎么跟单位交待？公安局说算是出差好了。
靖军出来后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不知道怎么跟单位说。单位也没有催他。后来终于忍不住去单位报到，单位上居然放鞭炮向他表示欢迎，坚持了一段时间靖军调往深圳工作，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陈国军仍然在与单位组织上作殊死的斗争。
离婚“持久战”终告结束
单位组织对陈国军的调查日益抓紧，大有将他送上法庭之势。上级已完全停止了陈国军的工作，外边也没戏找他演。我四处为他奔波，但是一无所获。每天他的工作就是离婚。
在这种形势下拿陈国军的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每次开他的“斗争会”他都拿一个本子，大家一边说他一边作记录。长时期战火的考验他已变成了“沙场老将”，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我看过那些记录后怒火万丈，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我偏要和他好，看你们怎么样？
在此期间赵雅珉到北京找过我一次。我们之间令人惊讶地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觉得她实在是很漂亮，而且相当年轻。我们相互都坦诚，开门见山。“陈国军对我说过他很爱你。”赵雅珉说。避开她的问题，我问她：“是不是陈国军这个人很风流？”她说：“不。正因为他很正派，我才重视这个问题。”
赵雅珉在我那里住了两天。就是在那两天之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女性的伟大。“他们把陈国军整得太惨了。”她说。她还问到我会不会真心对陈国军好？她希望不要离婚。为了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得清楚我的苦衷。最后，我答应劝说陈国军回心转意，尽我的能力作工作。
赵雅珉走了之后，我立即坐下来给陈国军写信。我写了对赵雅珉的印象，我惊讶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会与她离婚。接下来我写到不过我认为闹到现在已没有什么前途，如果再回到赵雅珉身边整个事件会变成一个滑稽剧。社会怎么看你，赵雅珉怎么看你，你们双方又怎么消除得了我的痕迹？剧团把你弄得这么惨你又怎么能甘心？本来我想劝陈国军放弃离婚，不知怎么搞的话题又转到了相反的立场上来。一边这样写信我一边觉得对不起赵雅珉，出尔反尔未免有些不大仗义。于是在信尾我反复叮嘱这封信千万不可给赵雅珉看见，要立即销毁云云。
怕什么偏就来什么，这封信正好落在赵雅珉的手中。赵雅珉在看完了之后静静地把信还给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的陈国军（假如这封信交到单位再交到法院后果将不堪设想）。“她说得对。”赵雅珉说。
这一天，单位仍然召开批判陈国军的大会。像往常一样，陈国军拿着笔记本走进会场，在角落里悄悄坐下。大会在继续，仍然是纠缠那些没完没了其实纯粹是属于陈国军和赵雅珉两个人的“家庭问题”。
一位同事来晚了只好坐到陈国军的旁边，应酬似地向他打招呼：“怎么样了？你和赵雅珉？”
“离婚了。”陈国军平静地说。
“离婚了？什么时候？办完了吗？”那位同事不由得提高了嗓音。人们纷纷回过头来。
“办完了。前天上午办完的。”
两天前，赵雅珉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儿子由她抚养。法院很快批准了赵雅珉的请求。
自此，陈国军长达四年的离婚战争终告结束。
奇怪的是，几年来陈国军一直在与组织、领导、周围的人作斗争，而没有当事人什么事。社会不给当事人作主的权利，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强行给陈国军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形成了迫害，反而帮了陈国军的大忙。
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之中，我们当事人三方不知不觉间结成了统一战线。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不想给别人当枪使。不想让其他局外人得逞。
说实话，这种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离婚大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社会的强大，舆论的厉害，我们已经深深地亲身领会到。尽管这一次离婚不管多么坎坷曲折总之还是以陈国军的胜利宣告了结束。
可是人们并没有原谅他。
几年后社会和舆论反扑过来一举摧毁了陈国军用心血换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我的婚姻。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
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
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
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
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
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
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
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
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上是舆沦的俘虏。
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
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
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