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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苦恼的是，我没有房子住，成天东晃西逛我已经烦透了。总不能再说一句话登在报纸上，从香港给我寄栋房子来吧？钱也买不到房子。那时候没听说过房子还可以买。
北影厂曾给我分过房子。本来由于我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要分给我一套房子，可全厂的人都提意见，说我就一个人，一个户口，厂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于是给我分了一间旧的屋子，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理由是这样好有人“看着我”，防止我干环事。
就这间可以“看着我”使我“改邪归正”的房子，由于我去出外景没有及时搬进去，回来时就已经被人撬开锁住进去了。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没有与他们见过面，只听说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本来厂里说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我一想起自己没有房子流离失所的苦衷就说算了吧。一个人毕竟好办，人家一家几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风。
讨论来讨论去，厂里决定把一套一直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房子借给我住几个月。厂领导一再向我强调说只是“借”。我说：“哎。”“先暂时住几个月，等你结了婚再说。”厂领导接着安慰我。“行，结了婚再说。”我答应着。
结了婚再说？什么时候结婚？到哪里去结婚？跟谁结婚呢？
在离婚前，原以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队，离了婚想结婚随便挑一个就是，谁知道等离了婚打起灯笼一看，才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整个社会离婚率太低。离婚率低得根本谈不到选择。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于离婚的简直凤毛麟角。没有结过婚的男人都是些楞头青。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结了婚的男人中间找。
开始时我并不在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不管对方结婚没结婚总之我们公平竞争。反正我不喜欢婚姻，也不想再结婚了。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在一起开心就很好。
报纸上又在开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报纸总是这么忙碌，不停地批判这批判那。赶快检查一遍自己，觉得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第三者，我又不想要别人的老公。
日子一长，问题来了。我总得偷偷摸摸，在人面前要假装正派，纯洁，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很累。另外，一到过年过节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对方一定不在你的身边，而是与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这根本违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的个性。我心里开始不平衡。
于是向对方提出要他们离婚的问题。
你猜怎么着？别看他们爱我爱得好像如醉如痴，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掌心里怕飞了，为了我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哪怕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可他们就是不敢为我离婚。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我只是要他们离婚。我要一个正大光明的恋爱，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要到。我简直想不到我——会要不到。
男人是这样的脆弱，社会是那样的强大，一切就像是一张巨大而坚实的网，我们都被困在网中间。在那个时候我拍的电影《潜网》，正是我当时心情和经历的写照。只不过我身边没有一个像影片中的那位理想的男主人公出现而已。
我狠狠地受到了打击。从来自由自在、落拓不羁、独往独来的我，开始羡慕起了平常人家男耕女织的生活。我最羡慕像我妹妹那样的家庭，妹夫挣钱，妹妹管钱，所有的钱都在我妹妹手里攥着。需要的时候发给妹夫用，妹妹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妹夫则“气管炎”式的俯首贴耳。
我开始觉得其实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当丈夫回家的时候，给他打好洗脸水，打好洗脚水，端上来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然后坐在桌边静静地看着他吃。这个情景在我演的电影《芙蓉镇》里的一场戏中实现了。
我逐渐怕过节日。我不敢去别人家，受不了朋友夫妻间哪怕是一闪即逝会意的眼神，我受不了朋友两口子打情骂俏的动作，哪怕是他们吵架也令我羡慕：至少有一个自己的人可以吵。最怕的是去朋友的卧室，简直不能看那双人床上并排放在一起的一对枕头……
我的内心非常寂寞。岂止是寂寞？还空虚。还无聊。尽管我有男朋友，但他不是我的。虽然我在等他离婚，可是我已经明白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我对他的虚伪及懦弱开始厌恶。
这时，我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彦经过耐心而艰苦的请求，终于把我这个电影界称之为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宝贝请到了他所领导的故事片《心灵深处》摄制组。
《心灵深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女志愿军战士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演那位女志愿军欧阳兰。是影片的第一号女主角。还有两位男演员和我搭档。到长春的第二天，例行公事与导演及组里的主要创作人员见面。常彦一个个把他们介绍给我，我也一一认识他们。
其中，导演介绍了一位男演员，说他叫陈国军，在影片里扮演我的第二个男朋友张森。“哦。”我答应着，伸出手去。他握了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这句话有些奇怪。我顺便看了看他。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我万万不可能想到，就是这个人，会掀起我们之间的惊涛骇浪！
拍摄工作正常进行着。长影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我。我与组里的同志们相处得都好。就是遇到一些小小困难我自己全能克服。
比方说，伙食不好。我会自己想办法在走廊里偷几棵食堂贮存在那里的大白菜，关上房门点上电炉给自己熬汤吃。
总是拍我和两个小孩的戏，或是拍欧阳兰与第一个男朋友的戏。听说扮演张森的陈国军为了拍好这部戏减肥，每天坚持跑步二十五里。二十五里！太玩命了，我的脑袋匆匆一想。
终于拍到我与陈国军的对手戏。陈国军告诉我他有些紧张。“没关系。”我和蔼可亲地说。我坚信我的笑容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生疏。我有这个本事和特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天都是欧阳兰和张森的戏，我发现他演得很好，眉宇之间有一股强烈的气质。他很能吃苦，可以说非常能吃苦，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可是他遇到了障碍。这一天拍两个小孩见到张森的戏。剧情规定是孩子们见到了张森，在此之前欧阳兰一直拒绝张森的爱情，可是孩子泄露了秘密，他们叫着“爸爸”一路扑喊过去。此时需要一个张森满含着泪水的特写。可是这个特写就是拍不成功。张森没有泪水，演员要求点眼药水，导演不同意。于是大家一起等着。眼看着金色的夕阳一点点落山，张森还是没有哭。导演一声令下：“撤！”全组打道回府。
在车上我注视着陈国军的侧面。我相信他心里负担一定非常沉重。作为演员此时有了一种深切的同'命'相怜的感觉。
想起我在拍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时候，幸好我的角色甜女没有哭的镜头。
可是演我姐姐阿螺的陈祖荣有好些哭的镜头。根据当时电影界的习惯，能不能哭是判别演员好坏的重要标准。哭得出来就是好演员，哭不出来就是讲演员，每个演员一旦第二天要拍哭的镜头，无一不是紧张万分。
陈祖荣从早晨化装起就开始想她的伤心事，眼泪不停地湿润了眼眶，化装师赶紧劝她：“别哭了，一会儿到现场哭不出来了。”她点点头可还是控制不了自己。
到了现场先拍我们打打闹闹的戏，她不敢说也不敢动，一直坐在旁边保持悲哀。好不容易拍她了，先拍不哭的镜头，她已经泪光闪闪，终于该拍她哭的特写了，灯光也打好了，位置也走好了，机器的焦距也调好了，导演说：“预备——”大家都静静地等着。
可是此时，陈祖荣的眼泪全部不翼而飞了。导演说：“开始——停！”然后我们都上前去看她的眼睛，一星泪水也没有。于是又重来。如此这般反复几次，什么情绪也没有了，最后只有点上眼药水，在灯光师的一声轻蔑而恼怒的“关灯！”声中结束了当日的拍摄。事后这事被大家踩乎了好几天。
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也亲身经历过。刚拍第二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时，作为新演员的我演技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