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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永君，你还有茶吗？”
“给我喝一口。”
大家都跑到我这边，而我也认为茶水少了，热水袋会变轻，没有拒绝的理由。
“好啊，好啊。”
我大方地把茶分给他们，居然有人拿点心给我说：“这个给你，谢谢。”
如果在别人家里，小孩子回家时说：“我回来了，点心呢？”就会有甜馒头或饼干可吃，但是在我们家，要是问：“有点心吗？”只会听到：“田中家的柿子正是吃的时候嘞！”
热水袋里的茶换来点心糖果，感觉好像“稻草富翁”①一样奇妙，这也多亏了外婆不受“热水袋只是暖脚工具”的传统观念束缚。
七 钱是天上掉下的意外收获！？（1）
小学四年级时，我也到了开窍的时候。对于以前完全没兴趣的钱，我突然觉得很有吸引力了。
学校到家里的路上，有一家杂货店，圆圆的玻璃罐子装着蛋糕、鹌鹑蛋、糖球等，整齐陈列着。我记得鸡蛋糕一个一元，鹌鹑蛋两个一元。
放学途中能到那家小商店买东西的，只有家境宽裕的小孩。
“我要去看一下。”
“Bye…Bye！”
目送挥着手走进杂货店的同学，心里非常羡慕。
树上的果子虽然也好吃，但我偶尔也想吃吃糖球、冰激凌或凉粉什么的。没有零花钱的我问买了零食的小孩：
“味道怎么样？”
“……”
因为味道无法说，因此大多数小孩都会让我尝一下。可是没多久，对方就不耐烦地催促一直舔着糖球不放的我。
“还我！”
我无奈地还他，没隔多久又问：
“是什么味道？”
“刚才不是给你尝过了吗？”
“我忘了。”
“舔十秒就要还我啊！”
其实味道是不可能忘掉的，但他只是个单纯的乡下孩子，根本没想到这么多。他勉为其难地又让我舔糖球。
“一、二、三、四……十。”
十秒到了，我爽快地还他，但隔不多久，我又问：“是什么味道？”他又让我舔。
就这样，最后说好各舔十秒就换人舔，顺了我的心愿。
“一、二、三、四……十。”
他数到十后，我把糖球吐出来，交给他后开始读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糖球又回到我嘴里。
“一、二、三、四……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都正常地慢慢数，我则是尽可能数快一点。后来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公平而抗议。
“你数得太快了！”
“哪有？我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果然快了点。”
“你神经过敏啦！”
我就专门做这种事。
有一次，我灵光乍现，想到用自己的钱去买零食的法子。
“喂，我们也去杂货店吧！”
我招呼几个同学。
“是想去啊！可是没钱。”
“看我的！”
“怎么做？”
“去捡。”
“又没有人掉钱。”
“不是捡钱，是去捡可以换钱的东西。”
我充满自信地说，吩咐大家下个星期天到神社内集合。
到了星期天，五六个朋友聚集在神社内，都是从家里要不到零花钱的小孩。
“绑着这个东西走路吧！”
“这是什么？”
我把磁铁和绳子交给满脸狐疑的他们。
没错，我借用了外婆的智慧。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大家立刻绑上磁铁四处晃荡。
走了一阵子我们惊讶地发现，磁铁上已经粘有不少掉落的钉子。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我们发出奇怪的声音走了一会儿，忽然头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东西来。抬头一看，有人在电线杆上干活呢。掉下来的是铜线。我们冲电线杆顶端喊着：
“叔叔，这个可以捡走吗？”
叔叔们很干脆地说：
“嗯，可以啊。”
傍晚，我们把那天的收获拿到收废铁的那里，每个人赚到十元。我们拿着钱冲往目的地———当然是那家杂货店。
在一份凉粉五块钱的时代，即使只能买十块钱的零食，我们还是乐不可支。最重要的是，劳动后大家一起吃的凉粉，真的美味极了。
不用说，那之后有一段时间，穷孩子之间都流行腰上绑着绳子拖着磁铁到处走了。
其实那时候，我还有比零食更想买的东西———蜡笔。
当时我们班上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有十二色的蜡笔，我因为没有，常常要跟人家借蜡笔画画。
“田中君，白的借我。”涂了一下，又说：“山崎君，红的。”再仔细地涂。
因为是物资匮乏的时代，大家都很珍惜蜡笔，虽然会借我，还是会一再叮咛：“不能用太多哦！”“只能用一点点！”
我很客气地这边借借、那边借借，因此画的人常常是右边眉毛是红的，左边却是黑的。即使在画母亲的脸时，也画得像毕加索的抽象画，实在没勇气寄回广岛去。
有一天，我和喜佐子姨妈的儿子、大我四岁的表哥到护城河上玩竹筏。竹筏不知被什么东西钩住了，我和表哥跳下水去推竹筏。
“哎哟！”
那时脚下忽然一硌，我踩到一个东西。
“我踩到什么了！”
我告诉表哥，随手捞起踩到的东西。
“这是什么？好奇怪的乌龟！”
我才说完，表哥就惊呼：
“是鳖！”
“鳖？”
“昭广，这个拿到鱼铺去卖，值好多钱呢！”
我们相视而笑，赶紧抱着鳖回去，装进水桶提到鱼铺去卖。
被我踩到算它倒霉。
天啊！鱼铺大叔竟然用八百四十元买下那只鳖，我和表哥各赚了四百二十元巨款。我立刻拿着钱跑到文具店。
“阿姨，有四百二十元的蜡笔吗？”
“有三百八十元、二十四色的。”
“我要那个。”
回到家里，我轻轻打开二十四色装的蜡笔盒，里面排满了我过去没看过的各种颜色的蜡笔。
我感到非常幸运，笑得一脸灿烂。
第二天虽然没有画图课，我还是把长长的蜡笔盒带到学校。我不顾第一节课是国语，依然把蜡笔盒放在桌上。
“德永君，那是什么？”
老师问我时，我不说是蜡笔，而是打开盖子说：
“是二十四色的。”
连老师也说：“真不错呢。”
同学中都没人有二十四色的蜡笔，也都好奇地看着我的蜡笔盒赞叹。
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带着长长的蜡笔盒去学校，不管是算术课还是社会课，都放在桌上。
到了画画的时间，旁边的同学跟我借金色或银色的蜡笔时，我也说：“只能用一点点啊。”
虽然我很高兴，但是我的母亲画像还是像笨拙的毕加索抽象画———画图的技巧或许跟用什么蜡笔没有关系。
八 母亲和棒球少年（1）
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和同学组织了一支棒球队。当时的男孩子几乎都是棒球迷，但我喜欢棒球还有别的原因。
每年一到暑假，我就可以回到广岛的母亲那里。每次到广岛，母亲一定带我去广岛市民球场看职业棒球赛（简称“职棒”）。
“暑假时和我妈去看职棒了。”
“真的？”
“骗人！”
那时看职棒还是很奢侈的事情，大家都怀疑生活赤贫的我不可能去看。但我早就为了这个时刻，事先特别留下写着“×月×日广岛 VS 巨人”的票根。
“你看！”
“哇！真的呢。”
“真棒！”
职棒赛的票根就像水户黄门①在查案时亮出来的家徽，大家看了都惶恐地唯唯诺诺。因为这个缘故，
棒球对我来说，仿佛是幸运的象征。
不是吹牛，我的运动神经很好，跑得很快，而当我想打棒球时，立刻就从棒球迷变成棒球少年。放学后和星期日，只要不上学的时间，我几乎都在打棒球中度过。这一下，运动少年真的诞生了。
打棒球也需要球棒和手套，但并不是所有队员都得有球具才能打。比赛时，只要两队合起来有九个手套，就已经烧高香，但实际上多半只能勉强凑到五个。因为是软式棒球，除了投手、捕手和一垒手以外，其他球员不戴手套也没关系。
当然也没有垒包，只好拔些草代替，说：“这就是垒包。”
我们的球队非常强，常常和六年级的球队对战，或是和邻近的小学比赛。但没过多久，我们球队遇到一个大问题。
那时，有个叫池泽的男孩想加入我们球队。
“我想打棒球。”
“好呀。”
想打棒球的小孩我们一般都来者不拒，没有问题。可是池泽君第一次来练习时，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带着崭新的球棒和手套，大家看得羡慕不已，赞叹不已。
他说：“我想当捕手。”
说着，从崭新的运动袋里拿出全新的捕手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