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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从1966 年开始，第二炮兵部队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
造的中近程导弹；1971 年中程导弹核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尔后，远程、洲际导弹
开始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了一定数量、多种型号的
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同时，随着导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先
后组建了装备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的地地导弹部队，并逐步组建了一批战斗保
障和技术勤务部（分）队。
1982 年9 月后，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战略
导弹部队的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体制，适应了
导弹部队装备复杂、技术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保留骨干和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专
业化，也使官兵比例、作战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适合作战的需要。1985 年
9 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改革导弹部队体制和使编制精干的指示，战略导弹部队在保
持原编制体制特点的情况下，又重点加强了以发射分队为主体的合成配套，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这一新的编组，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又与全军建制部队的
序列协调一致，向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第二炮兵部队经过30 多年的建设，逐步发展，不断壮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和实战能力，成为主要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力量。它对实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
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
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
“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
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
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
行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
始的。
1967 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地方各级党组织陷于瘫
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上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针对
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
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
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
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 月23 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
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提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队支持援助，都要满足
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 月19 日，中央军
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
任务的决定》，要求各部队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
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各部队
“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
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三支两
军工作陆续开始。至1972 年部队先后派出280 多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
作，全国省、地、县三级均成立了支工领导机构（如支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
部、联络站等）。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均派驻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对
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气象、
机要、国防工厂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1972 年8 月21 日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
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
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
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
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
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
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
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
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
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
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
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
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
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
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
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
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
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
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
“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
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
“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
1979 年12 月14 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
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
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
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
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
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
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
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
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
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
扬。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
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
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