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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头扎进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祷告了。我和麦克、尤丽也分头行动：我要的是照片；麦克要的是录音，尤丽自称有个什么专访。
所谓贝卡难民营建于1967年，是联合国为安置第三次中东战争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难民而修建的，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巴勒斯坦人。当地居民每家一般有两至三间小平顶屋，屋顶堆放着木柴，拉满晾晒衣服的细铁丝，屋内用小煤油炉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妇女不许外人照相。
凯米尔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一家共有三间平顶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正在装修，我和麦克脱掉沾满黄泥的球鞋，被引进他家的客厅兼卧室席地而坐。凯米尔年轻美丽的妻子在屋内正中的煤油炉上为我们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夹着只有中国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麦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丝丝的，带点香茶味。我双手紧捧滚烫的咖啡杯，生怕撒到崭新的羊毛地毯上。凯米尔说，地毯是沙特制造的。沿屋内四壁墙根是叠放整齐的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房屋正东墙壁上挂着一张巨幅画像，是萨达姆怀抱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画像右下角帖了一张5寸彩色照片，是凯米尔的漂亮妻子。三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缩在凯米尔妻子的身后看电视，20寸的索尼彩电正播放美国轰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轮，石油散布到海面上和海鸟死亡的镜头。凯米尔说他用了两千约旦第纳尔（大约两千五百美元）买了这座房子，这还得感谢约旦当局，而科威特则拒绝了他买房子的请求。
凯米尔两手平伸：“萨达姆并没有给我一分钱，我也并不特别喜欢他，问题是他想着我们巴勒斯坦人。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说到这里，他朝妻子一努嘴，温顺的小妻子立即跳起来，爬到柜顶上取过一个小布色。凯米尔拿出一个暗绿色的小本，说，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证。他说他感谢联合国在贝卡难民营开办了学校，尽管水平仅仅“OK”，谈不上好（It＇s just only OK），但毕竟是免费的。说到这里，他朝我鞠了一个躬：“中国也出钱为我们建了一所学校。”说着他叫过四岁的女儿里奇·哈丹给我们表演用英文数数，小哈丹可以数到“10”。凯米尔说，他的英文全是跟着电视学的。
此时，街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涌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和平，支持萨达姆和打倒布什的口号。队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大画像。凯米尔说这里有“15万巴勒斯坦难民！”这种规模的游行是经常性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围着贝卡难民营缓慢行进。
十二、告别约旦
十二、告别约旦
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我，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我进入以色列的申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朝我大喊：“鸭子，力争当第一个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你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应该懂我们的立场。我只要你快！给我拍飞毛腿、爱国者，还有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约旦分社用电话帮我预定了2月1日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约旦与以色列是敌对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连电话都不通。约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军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由约旦首都安曼开车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两个多小时，可两军对峙，我只好绕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地中海第三大岛，主要由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组成。
中午，约旦分社陈汝为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交款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竟有一班飞往塞浦路斯拉纳卡的飞机，这意味着可以争得3天时间。我请求换乘这班飞机。小陈用电话请示了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符卫建后，帮我改了机票，小陈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起来再找立脚点。这趟航班要求3点到机场。
回到分社，首席记者老符开上奔驰就往机场赶，此时已差10分3点了。老符把车开到150公里／时，结果被警察截住，罚了20美元。赶到机场才知道，飞机推迟起飞了。
约旦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外，坐满了难民。一群一周前在鲁威谢德难民营认识的苏丹难民一见我就齐声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国，记者）！”我忍不住端起莱卡按了两张。正想变换角度，走过来一个身着深灰制服的警察、一个戴红色贝蕾帽的士兵和一个戴黑色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地说了句：“Go＃d aftern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话，他却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释，毫无效果。面对强权和四周无所事事跟着瞎起哄的难民，我气得双手发抖，我不再解释，只想尽快结束。我在约旦碰到此类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长记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张就把胶卷退出来。现在只能为这个胶卷流泪，恍惚记得这卷有和美国、日本记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驻约旦使馆、约旦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刚才的难民。
离起飞还有5个小时，我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旁边是几个菲律宾小保姆，一个自称是叙利亚人现在在美国当雇佣兵的家伙用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唠叨个不停，非缠着我让我解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我不耐烦地挥挥手：“中国人长得最高，象我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国算是矮的，其它几国一个比一个矮，罗圈腿。”
我情绪坏到极点，找了辆行李车推着自己的5件行李往里走。一个约旦人抢着帮我推车，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来，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声：“没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学雷锋。
三道安检过后，我的防毒面具、钢盔、防弹背心等弄得满地都是。英国WTN 电视编辑古斯塔斯（Castas C＃nstoatinon ）走过来帮我收拾行李。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一下巴格达的战前形势。
直到晚上9点，本应下午5点起飞的航班才开始滑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着陆。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塞浦路斯入境签证。塞浦路斯是个欧化国家，由于我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而无需随大队旅客排队。我先到移民局申请入境签证。我的钢盔和防毒面具镇住了海关，我对移民局讲，我是从巴格达过来的，准备绕道这里去以色列，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签证，请高抬贵手，帮我入境。移民官员连说问题不大，但先得讲讲伊拉克、约旦那边的形势。一刻钟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国土。
十三、另纸签证
十三、另纸签证
以色列驻塞浦路斯使馆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为防备恐怖分子，胡同两头俱已被铁丝网路障封死。我们的奔驰轿车奉命停到两条街口以外的停车场。把守路口的两位肩扛AK—M式冲锋枪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细盘查后，放我和新华社驻塞浦路斯首席陈德昌穿过路障。
踏着积水的石子儿路，呼吸着清新的地中海空气，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陈就给以色列使馆二秘梅隆先生打了电话，将我姓名的英文拼写和护照号码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层小楼就是以色列驻塞使馆，一面蓝白相间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飘舞。四五个塞浦路斯武装警察平端着冲锋枪往来巡逻。使馆铁门紧闭，我们通过装在门上的对讲机与楼内的保安人员对话3分钟后，铁门才“咔嚓”一声自动打开。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道自控门，在经过同样程序后，进入使馆会客厅。
会客厅不大，正面和左侧墙壁上各开了一个半平方米大小装有数层防弹玻璃的窗口，我们隔着10公分厚的玻璃，通过对讲机与里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语对话。我奉命将填好的表格和护照，通过防弹窗下侧的特殊暗道递到里面。
坐等回话的时候，我开始打量这间好似罐头盒般的小屋。屋内的陈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除了书架上的旅游介绍和宣传品外，什么也没有。门旁整齐堆放着十几支蓝色包装的灭火器。右侧墙上有一个小佛龛样的东西，上盖一块丝绒帘，绘有六角形的“大卫星”。撩起帘子，是个小柜子，我没敢打开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