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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宋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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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宋朝的国都开封。
当时世间少有的一代孝子皇帝宋英宗己经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为这事他找来了最信得过的老部下韩琦,问下事大了,怎么办?韩琦的态度很平淡,基本上不屑一顾。
李谅祚这个破孩子,纯粹是没事儿找抽。咱们派个人到边境上去,告诉他会永久性关闭榷场,再痛骂他一顿,这孩子就懂事了。
当时宋英宗以为自己病得幻听了,没听错吧,那是西夏国王,就这样对待?同时文彦博也有点慌,他是主管军事的枢密使,觉得这样太冒险,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就在他即将展开睦邻友好等等经典碎碎念时,韩琦打断了他。
听我的,就这么干。
于是宋朝的使者就带着份斥责的诏书,和关闭榷场的命令来到了边境。说来真神奇,韩琦终究是当时大臣里唯一还活着的,和李元昊疆场殊死拼杀过的人,他真的摸准了西夏人的底蕴。
李谅祚屈服了,看到宋朝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乖乖地退兵回国,到家后写了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送到开封城。重申愿意做宋朝的善良的好朋友,从此和睦相处。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英宗己经有气无力,他躺在病床上,抬眼望了一下韩琦,只说了一句话——“一如所料。”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07)
(2009…12…19 17:09:41)
李谅祚时期的宋、夏战争到这里告一段落,其实也有韩琦所料不到的。那就是两岔同学的生命。当时还没满20岁的年轻小伙子,身体、欲望都没达到顶峰的人,居然说垮就垮了。
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21岁。
回顾这个人的一生,也算是艰苦奋斗过,并且还成功了。可以说,对内得到了皇权,对外……保住了收入。表面上还是相当可以的。只是稍微深入下,就会发现他错大了,最重要的事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想想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他爹李元昊死得太突然,给他留下了纵欲无度的妈,和贪小便宜贪到死的舅舅嘛。他居然一点教训都没吸取。
21岁就死,没有兄弟可以继任,唯一的儿子才8岁,完全复制了他本人的童年。而西夏的皇权,也就成了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这一次粉墨登场的太后比上一任还要传奇。没藏氏当年是完全被动的,被李元昊偶然发现,无法拒绝,成了两岔的娘。新一代的太后属于婚姻自主,浪漫结合的典范。
就是那位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汉女梁氏。
梁氏上台,做得比没藏氏强得多,同样是整个家族鸡犬升天,他们懂得既要重点,更要普及。具体的做法是国相由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担任,其他的梁氏子弟以空前迅猛的速度占据西夏的各个重要职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牢不可破,它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牢牢地把持着西夏的权力。
当然,这是他们的内政,怎么玩宋朝管不着,只是他们的对外政策非常的嚣张。对宋朝,本是汉人的梁氏废除了李谅祚制定的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有人对此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越是汉人,身在西夏想站稳脚跟,就越得反汉。
不然怎样和党项人成一家呢?
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宋朝的威胁更大,西夏开始对河湟下手了。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08)
(2009…12…19 17:25:38)
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还处在建国之初,没怎么滑落的时代里,去攻击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无论怎样对比,吞并都是迟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之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凤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倍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作的。
打仗要钱,“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个专门部门,从内库里提100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的各种物资的买卖。
具体作法是,由市易务召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的价格,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和国家之前买到的货物交换。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以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
到期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各种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它走了回头路,这不仅是打击了之前操纵开封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小商人赶尽杀绝。
国家垄断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在仁宗时期、英宗时期一直活跃的开封商市,在市易法实行之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召募的牙人主动辞职,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
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边疆上就是一条再好没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己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09)
(2009…12…21 07:18:37)
王安石们的准备己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
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
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
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
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
其它的就两说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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