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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鄢陵之战，晋楚两国交兵，楚国统帅子反的仆人谷阳给子反筛酒喝，子反大醉，不能督军，致使楚军大败，楚王令子反自杀谢罪，这就是因为仆人爱他，反而害了他。
汉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后官时，慎夫人和皇后曾经同席而坐。待到汉文帝游上林苑，郎署长安排座位，又安排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便把慎夫人领到另一座位坐下。文帝大怒，袁盎上前说：“我听说尊卑有序，上下才和睦。如今陛下既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侍妾，女主人与侍妾是不能坐在一起的。如今你宠爱她，多赏赐她就行了。你认为让她与皇后同席是为她好，恰恰害了她。你没见过高皇帝的宠妃戚姬的下场吗？高皇帝死后，吕后把戚姬剁去双手双脚，扔在猪圈里，被称作‘人豕’。”文帝听了后怕，这才不生气了。
所以，爱的不适当就是一种伤害，是自古就有的现象啊。
减武仲说：“盂孙指责我，那是良药和针石啊。季孙喜欢我，那是害人的病毒啊。病毒再厉害，良药和针石还能把我救活。”这就是批评他却对他有益的道理。
荀子说：“批评我而又批评得对的，是我的老师；称赞我，而又称赞得对的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我的敌人。”
商鞅说：“不实在的话，就像花朵；有道理的话，像果实；逆耳的话，像良药；甜言蜜语，像疾病。”
韩非子说：“为朋友徇私舞弊的，称之为不抛弃朋友；把公家财产分给别人的，称之为有仁心；看不起官职俸禄而看重自己的名声的，称之为君子；违背法律而庇护亲人的，称之为有品德；抛弃官位包庇朋友的，称之为侠义；避世隐居的称之为高洁；互相争斗，违抗命令的，称之为刚烈；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称之为德人。所谓不抛弃朋友的官吏，一定有私心；所谓有仁心的，是损害了公家的财物；所谓的君子，国家难以使用他；所谓的有品德，会破坏法制；所谓的侠义，会使官位出现空缺；所谓的高洁，就是使人别干事；所谓的刚烈，会使法令无法执行；所谓德人，会使君王孤立。这几种称誉实际上是个人的私誉，是对君王利益的破坏。”
为君者如果不清楚国家利害之所在，盲目追求个人的私誉，不能够把握适度的爱人、爱臣之法，想使国家不陷入混乱，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清楚。世俗的好恶往往与事情的正理相反。人们能把握的惟有时刻不忘：过度的爱不是爱！
十七、观其行知其心
要了解一个人不能看他说什么。或者别人如何评价他，而要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痕迹，是无法掩饰的。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20）
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并查验他办事的迹象，就会使他的善恶无法隐藏。即使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掩饰。《中论》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不能说话，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的。因为它的本质就附在它自身上面。所以假如我们的诚信本质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们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们的行为，我们却又埋怨别人，真是不够明理。要知道，行为有根本，做事有痕迹，只要仔细观察，谁也无法掩饰真相。”对于行为的根本，孔子解释说：“立身处世有准则，以孝为本；丧葬有礼仪，以哀为本；战阵有排列方式，以勇为本。”
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劳作，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为臣为民的行为根本。那么如何通过事情的细枝末节的迹象，去发现某个人的行为本质呢？请看下例：
例1：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得到开垦，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一带因此很安定。这是因为你没有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对你的赞扬。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大治。
例2：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什么人呢？”元帝说：“君王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奸佞之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奸佞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没有察觉他们的奸佞反而认为他们贤德，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贤德。”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因为他们当权时，社会混乱，君王的地位受到威胁。”
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一天比一天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不当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明鉴过去预知将来啊。”京房说：“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一样啊。”
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所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根本。政治清明或混乱，人是有正才还是有奸才等等，也都有迹象。如果能把持住根本，并以此作为办事的规范准则，那么就像冰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本质就会一目了然了。十八、要宽以待人
衡量一个人的过错要看具体的情况，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才干、品德各不相同，所以行事方法也不会相同。
汉代的孙会宗曾对杨辉不满，杨辉在写给孙会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
这就是说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的言行一定要和一个非凡的人的言行相同，也就是说对人的要求不要太过分了。
孔子说：“人的错误各种各样，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误。考察某人的过错，就知道什么是仁爱了。”
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侯的会盟，匡正天下，可孔子还是小看他，说：“管仲的器量很小啊！”因为桓公既然有才能，而不乘周室衰微的时机，去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
菱、龙、稷、契，这是王者的辅佐，狐偃、舅犯是霸者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因为孔子认为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的过错。
虞卿对魏王说：“楚国很强大，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钧之重，不是马能驮得动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是楚国能做到的吗？”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诡辩，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说的。
所谓的宽以待人是要具体的人职具体安排，具体的事情具体对待。因为终究小人做不出君子的行为，那不是小人的过错，所以应该宽恕他而不必责备他。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21）
十九、时 势 造 人
人的品质和行为并不都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时势造就的，是社会风气造成的。而能够左右社会风气的只有为君者和为臣为将者。
天下大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亡。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君子小人还是贤臣惠将，甚至是圣人也没办法。由此可知，时势的变化，不取决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