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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俭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这种近乎苛刻的简朴也是难于遵行的。司马炎在评价墨家的这一作风时说：“墨家过于俭朴，难以实行，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遵循，但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可取的。墨家同样崇尚尧舜，在引述尧舜的德行时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粮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哭丧也不悲哀。这就是他们的‘标准’生活，所以也教育人们要以此为标准过日子，行丧礼。但天下人如果都这样，也就失去了尊卑之别。任何作风都应该顺应时势的要求，世道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自然也应跟着变，所以像墨家这样的节俭难以遵循。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墨家主张节约，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墨家的这一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该废弃。”
君道之根本表现之一就是俭约治国，但俭约没有固有的标准，俭朴的方式也不能求同，只要君者能择事从俭而起就可以了。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5）
例如：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不制作玄黄色旌旗。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君王之道，难道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仪仗，用于勉励有德行的人。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君的，首先做的是：更改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以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宫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俭朴才会巩固。’俭朴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君道就是奢侈而不僭越，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
纵横家大多出自外交官。孔子云：“使者啊，使者啊！”其含义就是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他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外交辞令。纵横家的长处就在于此。后来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时失去了诚实的德行，而崇尚欺诈，不讲信义。纵横家的流弊于是就产生了。
因为纵横家多是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吏，所以他们品性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形象和地位，他们游走四方的同时，骂名和赞扬也随之流传。
荀悦对纵横家的态度贬多于褒，他说：“世上有‘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他们都是道德之贼。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称强称霸；善游说的人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左右天下局面；乐于游行的人好做表面文章，随波逐流，联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以获得权利。这三类人，都是制造混乱的祸根，他们的行为伤天害理，为法律所不容，擅长蛊惑人心，扰乱人的神志，以前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
“三游”在周、秦之末尤其盛行。上不明，则下不正；制度不健全，法令弛废；以毁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爱憎作为利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说话时先盘算一下利大利小；选人的时候。首先考虑关系亲疏远近。然而利益不能用仁义来求取，危害也不能用道德来逃避，因此人人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竞相牟取私利，就连骨肉之情也开始淡薄，重视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也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想博得世俗的赞美。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交结权贵公开进行，就这样，坏的风气逐渐形成了，正道反被轻慢践踏。
“三游”产生之初并非就这样劣迹斑斑，他们本都是正道之人，但却没有一直沿着正道走下去，所以成了祸国殃民的魁首。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不屈不挠者。他们诚实守信，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同类人。如果游侠一直能这样行正道，最终会成为武毅之士；反之，如果走上邪路，也就成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不辱君命。代表国家出外活动，安社稷，利臣民，处理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以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能一直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将是智慧与口才的正确彰显；一旦心生邪念，变成为欺诈之人，则令人愤恨。游行的根源是仁义道德，泛爱天下，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容让，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行为方式正当，就是君子；一旦走上了歪道，就成了奸佞之人。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着实需要警惕。所以说，重在推行大道，大道盛行，“三游”自然会衰毁。
（六）杂家与农家
杂家产生于议事之官当中，他们的思想兼容儒家和墨家，并糅合了名家和法家的主张。所以他们深明国之大体和治理的大道，这是杂家的最大优点和长处。后来行为放纵的人加入到杂家后，开始恣意妄为，破坏了杂家的优良传统，因此使杂家失去了民心，这就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农业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勤于劳作，提倡耕种和养蚕，鼓励以勤劳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天下的稳定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农家的长处就在于此。后来那些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君王和大臣们也去耕种，也去养殖，严重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使农家的地位受损。这就是农家的流弊产生的原因。
为君者如果让自己成为能自制的杂家，有理性的农家，那么也就有了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条件：谋略和粮食。
《读帝王悟经典人生》 第四部分
第七编 君道之吸取兴衰成败之教训（1）
范晔说：“自古以来丧失祖宗开创基业的皇帝，之所以遭到灭亡是有原因的：夏、商和周三个朝代，都因为女色导致祸患的发生；秦朝因为奢侈和暴政而被消灭；西汉因为外戚的势力增长而遭到灭亡；东汉因为宦官的独断专权而无法摆脱国家倾覆的命运。”可见，前人对成功和失败原因的分析已经很深刻了。
有很多君王看到了前人失败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就采取一切办法加以防范，这固然是一条出路，但是仅凭消极的防备，是不能改变大局的。
秦朝皇帝看到周朝最终被自己分封的诸侯灭掉因而自己任命官吏，不再分封诸侯，但没想到竟然会被身为匹夫的陈胜、刘邦和项羽等人推翻了；汉高祖刘邦想到项羽轻易地从函谷关进军关中。自己是从武关入秦，最终灭亡秦朝，因而取得政权后加强对险要关隘的把守，并不断扩充军队，可是没想到汉朝最终被王莽不夺一关一隘篡夺了；王莽因为自己专权得天下，因此登基后不断削除大臣们的权力，但没想到他并没有因为朝中大臣专权失掉帝位，而是由于农民暴动；更始帝刘玄看到王莽因为遭到百姓的唾弃才丢掉了天下，于是篡位后处心积虑地想出了一些从表面上看能让百姓高兴的措施，不采纳谏官的意见，自认为这种做法能安定天下，却没想到落得个赤眉军包围自己，近臣亲信背叛自己，从而丧失政权的下场。因此为君者要从各个方面加以戒备和谋略，才是解决问题，保住江山的根本。
从秦朝到隋朝，考察其兴亡的原因，除了天命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以下两点：大多数得到天下的帝王都是因为得到德才兼备的人的辅助，为人民兴利除害；而那些丧失君王位置的人，大都因为任用小人管理国家，自己奢侈无度造成的。
贾谊说：“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招来祸患，再好的方法也难免会被奸猾之人钻空子，只有真诚地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能避免灾难。”
所以，君王应该从大局出发，申时适度，任用贤能，严惩奸佞，肃清小人，奖赏君子。一切统治都离不开人，只有人用的合理得当，只有君主管理的恰如其分，那么国家是不可能治理不好的。
自春秋以来到隋朝的灭亡，政权交相更替，作为君王的统治方式几乎都被用到了，但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弊端，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历史的经验，成败的教训，恍如昨日历历在目，给后世君王留下了可贵的治理天下的财富，用之不尽，借鉴一二大事必成。一、兴衰无常，教训良多
乱世之时，烽烟不断，国与国之间战事连年，你胜我败，只在朝夕，国内政治昏庸无度，导致民众愤恨发难，天下大乱，兴衰只在旦夕，无常变化，人力所不能为也。
例1：周的衰弱与五霸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