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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刚柔四气交汇后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不是没有音乐，而是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可怕的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很相似。”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赡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本质。因为赡养老人而伤害了其他，反而是受了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为君者，创作音乐要符合时政，聆听音乐要能听到弦外之音。乐，也许不能改变政事现实，但却能如实反映出时事的变迁，君王要听音而知政，力图更适应民情民意。
（二）《易》和《礼》的效果
深读《周易》，可以让人心志纯洁，摒弃一切污浊邪念，增长见识，精微学识。《周易》细微神妙，爱与恶相生相克，远与近相互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熟思《礼》，能深刻领悟到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的真谛，做个用礼行遍天下之人。
对于礼法，只有依据人情、人性而定，子民才会接受施行。天下之事只有受到一定的礼仪规范的约束和调治，才能稳定而有序，有礼则事事有序，无礼则人人奢淫无度。
太史公云：“之所以要依据人情制定礼法，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规范是因为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其中，用仁义诱导人们上进，用刑罚约束邪恶，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用禄厚重者蒙受恩宠。唯此才能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依据人情制定礼仪就是按照人的好恶来制定规范。人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眼睛喜欢缤纷的色彩，就在衣服上绘制花纹图案来美化仪容；耳朵喜欢听美妙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愉悦人的精神；口舌喜欢美味，就制作了美味佳肴；喜欢珍奇美物，就打磨壁玉金器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古代贤王为了防止淫逸奢侈，补救奢华带来的弊病，在祭天时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仅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只是朱红丝弦和底部有孔的瑟；祭祀的祭品，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所以，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下到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上君下臣，都破了规矩，坏了纲常。循规蹈矩的人备受欺侮，不走正道的人却显贵荣耀。社会一片混乱，人们不能自制，行为变得奢淫无度，仅以子夏为例，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连他都说：“当看到外面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又不能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以下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怎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呢？”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1）
俭朴虔敬是礼的本质，生活不奢华，处处有节制，才是君之道，民之本。
有了礼仪的约束，人们的所作所为才会有所节制，人们的生活才会有礼可依，走上正轨。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加以节制，却不能灭绝人性。所以，效法自然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忌，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感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副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所以，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就有苦难，淫乱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忘记先人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百姓，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
君王熟识《周易》，心志高洁，臣子也就不敢欺君瞒上了，君王深悟《礼》之深妙，并身体力行，臣民也就跟着效仿。为君者能够率先做到有《易》守《礼》，臣民自然也就顺而行之，安定朝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孔子与《春秋》
《春秋》的教化作用就是让人要善于言辞，但必须言简意赅，话语有序而不乱。
孔子之所以著作春秋，除了教化民众要掌握言辞的精髓外，更是警示君王不要丧失治国的根本：君王之道。
太史公对于孔子著书《春秋》的原因进行了如下解释：“在周朝的王道衰微时期，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但他的才智并不被众人认可，诸侯们都陷害他，大夫也阻挠他。鉴于这样的情况，孔子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自己的任何主张都不会被采纳。于是他便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仪表。在《春秋》中他直言指责了失道的天子，贬斥了僭礼的诸侯，声讨了犯上的大夫，其目的是为了实行王道。孔子认为：与其说空话，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实，更为深切显明。”
太史公又说：“《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根本。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君王如果仔细考察这些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也就明白了为君治国的根本。”
孔子之时，因上无贤明的君王，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言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评断君王的法则。如过遇到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是否就不需要著书立说，阐明明君之德，治国之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太史公说：“伏羲最为淳厚，但他仍然作了《易经》的八卦以传后人。尧舜的盛德，因记载在《尚书》里，礼乐才因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肃穆清和，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但总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彻底说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下属官员的失误。所以作为臣子，如果不去记载昏君的无道，就不能给后世以警醒，如果不去记述明君的功德，更是莫大的罪过。”八、诸子百家暗含治国之智
诸子百家虽然都阐述了不同的治国观点，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正所谓文子所言：“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民族的哀乐，虽然声音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要流露出来，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
诸子百家之对政事持不同的观点缘于政事本来没有固定模式，所以要巩固根本，革除弊端，就要做到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更替，固守一种制度，顽守一种方法，显然是不能解决社会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问题。况且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了解和探知一个人的内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所以，对于时政和民心，即便有应付万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完全掌握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与人心之难测相比。因此，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