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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6）
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圣人，却不能像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穿越险阻。所以说，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虽志在四海，胸怀天下，但不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只靠自己是走不多远的。因为一人之智，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之勇，不能无敌于天下。作为君王，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由此及彼，认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正如《吕氏春秋》上所说：“天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万物才能生成，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官员各尽其能，这就叫不教而化，不言而行。”
不教而化，不言而行，是一种内在精神使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文子云：“三个月的婴儿不懂利害，然而慈母之爱却那么深厚，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小，无声之言作用才大。文子亦云：“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内在精神使然。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儿感到威严，这是人的真诚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外表虚张声势的缘故。”
治理国家，施令频发、严言警示未必能有所为，反之，则未必有所不为。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为，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
像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这就是黄老的治国之术——无为而治。
文子由此而言：“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所做的叫做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永远不变，而事就像琴瑟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因此虽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却不是'道’的本体。”
例如：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运用黄老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十分安定繁荣。当他要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特别嘱咐接任他的人说：“我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付给你，希望你谨慎行事，切勿频繁地使用刑法。”接任的人反问说：“难道这些比治理国家的事还大吗？”曹参说：“不。刑律、监狱是涉及到社会所有事情的工作。如果频繁使用，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就无法安置了，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知，由于秦法过于严酷，所以天下反叛。由于汉武帝刑法森严，所以冤案众多。法治的弊端也即如此。《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愿地走正道。”曹参就是这样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把其他举措放在次要地位。太史公赞美他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他能给百姓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人民大众都称赞他的美德。”
综上所述，真正的为君之道就是黄老之术。黄老的治国风范，是君者应该细品善用的。
（五）孔子的“七教”和“三至”
孔子乃贤哲之人，崇尚仁义道德，倡导王道治国。
孔子对曾参说；“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能御敌于千里之外；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凯旋而归。”
所谓七教，孔子如是说：“做君王的敬重老人，臣民就更加孝顺；做君王的尊敬年长的人，臣民才会重视长辈；做君王的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充满爱心；做君王的亲贤爱才，人民才会择善而交；做君王的讲究德行，臣民就光明磊落；做君王的不贪得无厌，民众才不会争名夺利；做君王的谦逊礼让，臣民才会节操高尚。”七教是治民之本。君王作为臣民的表率，率先明确了教化的原则和意义，臣民就会跟着实行，从而从根本上匡正民风。这就是表率的作用。
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时，一定先将部分土地划分给诸侯，让他们分别治理归属的土地。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选出有才能的人，剔除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贤德之人就高兴，无能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孝顺父母、敬重兄长；选拔人才——做好这七项事情，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戴臣民如同手足之于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像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暑一样精准。君王的德性高，才能视远着近。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无边，不施利害就使人愿意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明君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原因。
所以，君王能善待子民才能成就大业。臣民是君王称雄称霸的根本。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而赋税太重，人都怕死而刑法过于严酷，人怕疲劳而上面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人民安心了才会辅助你成就霸业。”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7）
对于“三至”，孔子说：“最高的礼不谦让，则天下大治；最高的赏什么都不花费，则士人喜悦；最高的乐没有声息，则天下和谐。”理由是，以前英明的君王对全国的名士了如指掌，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俸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好的社会风气因此而得以弘扬，所以“至乐无声而天下和”。由此得出，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凝聚天下人心的人；天下最伟大的智者，能用天下人的合力；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能够起用最有德才的人。所以，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用人。有德之君如果能完全做到爱人、知贤和善于用人，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命令，听从调遣，人人奋勇向前，也就能御敌于千里之外。明君之所以进行东征西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将其铲除，改革其政令和统治，但却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财产，使其管辖之地的民众不因征讨而遭殃。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如同及时雨，降落在哪里都能受到欢迎。这就是正义之师，这就叫凯旋而归。因而扬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未乱就加以治理，军队未动就已经胜利。”
这就是孔子的“七教三至”治国之术，追求以德治国，推崇以仁待民。这也是王道的本质，是明君治理天下的根本。
六、取长补短治国家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对治国安邦进行过理论研究，都有一套颇有成效的治国方略，但诸子百家又各不相同，各有短长，君王在具体应用时应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各家各流派的治理手段和政治智慧。
（一）用教化进行统治
在很早以前的古代设立帝王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天下人总是以强欺弱，以诈欺愚，因此才设立天子来平衡他们。但是无论多么英明能干，也不能普照四海，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治理其不能顾及的地方。又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不能切实感受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诲他们。
总之，通过教化，利用人品来治理天下事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以德治国有时确实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状态，是因为有道德。”
有德才会有得，在治理国家时适当的采用德治可以帮助君王实现自己的愿望。
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得到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宽容与严厉都要做到。所以守业可以依靠宽容但不可靠严厉，严厉不能像宽容那样使国家稳固；宽容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不如像宽容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令，能做到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