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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做好事能使人快乐,但随心所欲也不是坏事。
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云:“做好事最快乐。”
但古语说的好: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不成为妖孽,也会变成狂人。
过分赞扬高尚可以使德尚之名更深入人心,但有时默默无闻却能获得更多的收获。
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评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若想振兴风俗,弘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他们的名声就不值得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羡慕他们,为善的人就更少了。”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7)
《人物志》中却这样写道:“君子知道吃亏是福,因为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两份美誉;而小人不知道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夸夸其谈,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有了名声;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却争到了;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根据这个道理,春秋时的卻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不争一时之功利,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
(四)天命和赏罚
昏君无道被推翻,是天意如此还是臣民犯上呢?
黄生说:“成汤和武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还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圣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井取而代之,这不是臣子的卑劣吗?”
辕固则反驳说:“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不听桀纣的使唤,纷纷投奔汤武,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是受天命之遣,天命如此,是万众所向,怎能是卑劣呢?”
对于臣民,是该用赏罚分明来控制其行为还是该用法律的威严和官位的不同来使其自治呢?
姜太公认为:“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生出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文子则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太滥,花费再多,人也不领情。”诸葛亮亦云:“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五)天命与人为
有人因为天道的帮助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而有的人因为任用了可以贤能的人才取得了天下,那么,天助重要还是人助重要呢?
李寻认为:“假如只凭喜怒而赏罚,不是根据形势,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善于谈古的人,要对现实有所裨益;善于谈论天道,一定在人事上有所验证。假如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耕种田地。即使他赤膊猛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中云:“该止则止,该动则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才是光明大道。”《尚书》上也说:“崇敬天道,顺应人事。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太平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像用鼓槌敲鼓,击之即鸣一样。”
而姜太公却对武王这样说:“上天对战争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不行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分析敌军实力强弱,而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不敢英勇进击,却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兵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使战局发生逆转。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也认为:“阴阳家容易使人缩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范晔同样认为:“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为君者在行政事时,如果能做到顺应天意却不依赖于天意,才是英明之举。
(六)聪明者和朴实者
有人说:“聪明狡诈的人不如笨拙诚实的人。”西汉人翼奉也认为:“治国的要点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愚笨也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坏事。”
而桓玄则这样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的力量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狗的厉害之处在于,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而且不论白天黑夜,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他家养的狗太厉害吓跑了顾客。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会考虑酒放酸卖不出去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因此,国君不能用低能的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晋惠帝做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失败了,因此,选择人才应该选任那些机敏睿智的。
不管哪种人,君王任用他的关键都是看其是否能为其所用,是否能尽心尽力为国为民,这样的人才是贤臣,这样做才算忠君。
(七)人心和政谋
各有所好互不相容,以心相待能容一切。
《左传》说:“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说:“人各有所好,像兰芷荪惹的芳香,人人喜欢,可是海边的渔夫偏偏爱闻鱼腥味;《咸池》这样的美妙乐曲,人人爱听,然而墨子却加以非议。天下人的喜好怎能相同呢?”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8)
古语说:将心比心,人们就会融洽无间。
难容人容事就不够宽厚,能容才宽厚。
墨子断言:“国君即使贤明,也不喜欢无功勋的大臣;父亲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欢没用的儿子。”
曹植却说:“宽恕有罪的人,严格要求有功的人,是明君的做法;可怜愚笨的儿子,也喜欢聪明的儿子,才是仁慈的父亲。”《三略》说:“胸怀大志的人,都希望能一展宏图,因此,明君和贤臣都能委曲自己成全别人。”
食足则心满意足,人富则骄奢自找。
管子说:“粮食多了,人民才知道礼节;丰衣足食,人民才懂得荣誉和廉耻。”
古语说:“人一旦富贵之后,虽然不想骄傲,但骄傲会不请自来;人一旦发财之后,虽然不想奢侈,但奢侈会不请自来。”
同能相吸,亦相斥。
韩非子认为:大多数人,凡是取舍相同,就能互相认可;取舍不同,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向干燥的地方跑,云跟着龙涌动,风伴着虎咆哮”。
《周易》则认为:“两个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不会相同。”古语说:“一个窝容不下两个雄性动物,一眼泉水容不下两条蛟龙。”又说:两个人同样美就会相互嫉妒,同样尊贵就会彼此谋害,利益相同就会相互嫉恨。
有谋守法则庸才亦能成大业,非靠谋法不足以治国
韩非子认为:“放弃权谋而靠思想教育,即使尧舜也不可能统治国家;放弃规矩而乱法度,即使奏仲这样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个车轮。但如果让只有中等才具的国君依靠权谋,让拙笨的工匠用规矩,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
《淮南子》却认为:“箭头之所以能射往远处并穿透坚硬的目标,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但它之所以射中目标并使之四分五裂,还是人瞄得准的结果。奖善罚恶,这是政令的职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贯彻执行,在于人的精诚。所以,弓弩虽然强大有力,不可能单独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说;“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但没有乱法。假如单靠法律就能治国,那么帝尧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吕尚的辅佐了。”
(八)忧患与人情
《左传》既阐述了:“能做到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