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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层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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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酿成缘好客 黄金散尽为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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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中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的观点是对他之前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