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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主任是这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四十多岁的样子，是革命的老资格了，在上海当过地下党，又去苏联学习过，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于是韩主任办事时总是显得从容不迫。
韩主任笑着说：那你就和刘同志见见嘛。
王英顿时迷糊了：见我？
王英就觉得大事不好了，还没等韩主任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韩主任的办公室。那两天王英一直显得六神无主。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有一天傍晚，她们吃过晚饭，正坐在窑洞前说话，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马蹄声越来越近，最后就停在了她们面前。从马上跳下来一个黑塔似的男人，这男人粗门大嗓的，几步来到王英和柳秋莎面前，声音很大地说：我姓刘，王英你好。
那时刘同志还不敢确定谁是王英，只是含混地冲两人敬了个礼。
王英自然是清楚的，她脸红心热，又一百二十个不愿意地向前走了一步说：我是王英，你找我有事吗？
刘同志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粗白布包着的一包东西，热乎乎地塞到王英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骑上马飞奔而去。
直到刘同志的马蹄声消失了，王英才回过神来。她一手托着包，一手抚着胸口，气喘着道：他，他姓刘？
涉世不深的柳秋莎看到了王英这个样子，被逗得哈哈大笑。王英抚着那一小包东西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仿佛那是炸药包，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最后还是柳秋莎把那个包打开。她一打开包便惊呆了，这是一包延安蜜枣，个不大，却个个结实饱满。
后来，那一包蜜枣差不多都让柳秋莎一个人给吃了，她一边吃一边说：真甜，王英姐你也吃吧。
此时的王英越发的六神无主了，她盯着柳秋莎手里的蜜枣，喃喃着一遍一遍地说：他姓刘，他就姓刘。
3。王英恋爱了
王英在那些日子里都有些魔怔了，上课下课的，眼神总是发直，一有时间就喃喃自语：他就是刘同志。
有时在梦里还在叨咕，柳秋莎笑她道：王英姐，别魔怔了，不就是一包枣嘛，有啥了不起的。
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王英却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从那以后，刘同志经常在傍晚时分骑着马赶过来。每次来，他先在窑洞外把马拴好，然后大声地喊：王英，我来了。
王英就没有理由不出去了，王英一出去，刘同志便牵着马和王英在沟沟坎坎的小路上走一走，两人中间大约有个三五步的样子。两人在前，马在后，马还不停地打着响鼻，咴咴的。柳秋莎望着月光下王英这样的情形就想笑，于是她就笑了，笑得咯咯的。
几次之后，王英便不那么六神无主了，每次她从外面回来，神情总是神采奕奕的。
她说：他叫刘天山，是副团长。
她又说：他们部队住在王家坪，离这有二十多里的路呢。
她还说：刘天山都32了。
她再说：天山13岁就参加了暴动，后来参加了红军，在井冈山打过五次反围剿……
王英说这些时，眼神一飘一飘的。
柳秋莎那时还不知道王英已经恋爱了。她不知道恋爱有多么好，反正，每次刘天山来总不空着手，不是带点枣就是带点晾干的南瓜片什么的，南瓜片也很好吃，甜甜的，王英每次回来，柳秋莎就去翻她的兜，总能找出点东西来，柳秋莎就很高兴。后来，王英开始护卫着自己的“隐私”了，她不再让柳秋莎翻自己的兜了，而是自己拿出一点点，只一点点让柳秋莎品尝，在这一点上，柳秋莎总是意犹未尽的样子。
从那时开始，王英开始失眠了，有时柳秋莎睡了一觉了，睁开眼睛，她无意中发现，王英仍大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想着什么。于是她就说：怎么还不睡呀？
王英不说什么，翻了一个身，把后背冲给她。她就知道，王英这是出事了。她冲王英说都是让刘天山闹的。
柳秋莎没想到的是，自己也出事了。
小王秘书让柳秋莎去韩主任那儿一趟，这是命令，她没有理由不去，于是她就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攥着笔记本随小王秘书向韩主任办公的窑洞走去。一路上，柳秋莎的心跟小王秘书的身影似的飘了一路。没见到韩主任，她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
前些日子，王英也是这样被小王秘书叫去了一趟，韩主任跟她谈了话之后，就出了个刘天山。她不知道，这次韩主任跟她谈完话后，会出来个什么人呢？在这一瞬间，她想到了邱教员，邱教员文文静静的样子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也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时会想到邱教员。
一路上，她碰见一些军训队的同学，同学们有男也有女，他们看见柳秋莎随在小王秘书的后面，似乎什么都明白了的样子，有的很有内容地跟她打招呼，有的等她走过去，心知肚明地掩着嘴笑。
那一刻，柳秋莎脸是红的，一直红到了脖颈。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韩主任办公室的。韩主任起身迎接她，还捉住了她的手握了握，接下来韩主任就微笑着让她坐。韩主任办公室除了一张桌子外，还是有几把椅子的，她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了自己的小凳上，这样她感到踏实。
4。她曾是抗联战士
韩主任一直叫她师妹，这让柳秋莎感到很难为情。韩主任在苏联的莫斯科郊外的军事学院学习过，韩主任早就回国了，柳秋莎在那里呆了3个月。柳秋莎阴差阳错地去了苏联。她13岁便参加了抗联，刚开始她只给抗联送个信通个情报什么的。
那时她和父母住在只有六七户人家的靠山屯，他们家住在最东头的一个山坡上，来往很便利，一抬腿就上山。开始是父亲为抗联送情报，父亲是抗联发展的地下党。
那时她不知道，知道这些，是后来的事情。有一阵子，父亲的老寒腿病犯了，上山下山的行动不便，以后有跑腿的事便落到了她的头上。这一带山山岭岭的她已经很熟了，他们靠山屯这些人家，一半靠种地一半靠打猎。春天的时候便种地，冬天了，没事可做了，便进山打猎。靠这些猎物换回一年的柴米油盐过日月。她从7岁开始便随父亲进山打猎，沟沟岭岭的自然就熟悉起来了。13岁那一年，她便接替父亲交通员的角色，到山里为抗联送情报。
这种情况和身份，让她还称不上抗联战士。事情的起因是那年的冬天，那一年她15岁。
那年冬天的雪特别的大，也特别的冷。日本人封山的计划使抗联遭到了空前的打击，有抗联的人坚持不住了，举着白旗下山投降了。那天，父亲从山下得到情报，日本人发现了住在熊瞎子沟的抗联小分队，要进山清剿。父亲得到消息后，便让她火速上山去送信，让熊瞎子沟的抗联小分队火速转移。她连夜进了山，把这一消息送出去，第二天早晨她下山时，才发现自己家那两间小房已经被日本人给烧了。父亲被捆在一棵树上，肠子流了一地，母亲的头上流着血躺在院子里，人早就硬了。
她爹呀娘呀地刚喊了几声，邻居于三叔就把她的嘴给捂上了，把她给扯到自家屋里，低声告诉她：日本人就在附近埋伏着，准备抓她。
她在于三叔家藏了一天，半夜于三叔把她送出家门。月黑风高之夜，她跑到了山里，家是不能回了，她跑了半夜，最后确信终于安全了，她才放声大哭了一回。
哭过了爹、哭了娘，然后跪在雪地上，冲着家的方向，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于三叔告诉她，父母的尸首他替她给收了。磕完头后，她便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山里，投奔了抗联。从此，她便成为了一名抗联战士。那些日子，风餐露宿的，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她参加抗联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叛徒告的密。从那以后，她就想着报仇，这仇一日不报，她就一日不得安生。她睁眼闭眼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父母惨死的情景。后来她知道，那个叛徒现在在县里面给日本人当着看家护院的“狗”，她要把他给杀了，否则父母死了都闭不上眼。
那年的秋天，打了两次仗，在日本人手里缴获了一些武器，于是她手里也多了一把枪。在这之前，她一直没有武器，只有一把砍柴刀，还有两枚自造的手榴弹。
机会终于来了，她手里有了枪，便什么都不怕了。那一年，她才16岁。
一天夜里，抗联下山伏击了一个日本人的小分队，打死了几个日本人，游击队便进山了。她没有走，而是躲在一棵树上，等抗联的人消失在深山老林里，她才从树上下来。她没有去追抗联的人，而是走进县城。她要找到那个告密的叛徒报仇。
她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复仇的火焰在她心里已经炙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