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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
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
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书） 。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已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博斗了。可惜他只个过是主子的传声简，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问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
〃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合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而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个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了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
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允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世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是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部空着。安排我的那栋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而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部满足了我。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组、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人管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
〃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瞥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教．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
〃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大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人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做〃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
然而见面却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午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赵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功，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
〃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立功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恩集中到…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向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试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予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椎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昧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度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叶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刁班〃返回来的督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