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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铤而走险，在海域周旋。
悬赏缉拿徐亚保
有资料记载，徐亚保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深恶痛绝，他攻击的对象多半是鸦片烟船。他与十五仔分工合作，由他侦察英船的航期、航线等情况，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在洋面上活动的十五仔。由于配合默契，每次行动方式又多变幻，他们经常得手，使英国鸦片烟船和巡逻的英国兵舰吃尽苦头。
1849年2月25日发生在赤柱的事件，反映出徐亚保见义勇为的性格特点与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当时有两名驻港英军军官，一个叫科斯达，是皇家工程营上尉；一个叫戴亚，是锡兰来福枪联队中尉。那天傍晚，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到赤柱的黄麻角村挨家逐户寻衅闹事。走到村里最末一户人家，看见一个年轻媳妇正在煮饭。科斯达把她抱住，动手动脚。媳妇的公公婆婆听到惊叫声，从里屋出来阻止。两个英国军官竟挥动皮鞭抽打他们，两位老人跑到门口高呼“救命”。邻居们闻声赶来救助，英国军官继续挥鞭打人，几个村民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时徐亚保的船只正好停泊在赤柱，听说红毛鬼在村里调戏妇女，行凶打人，他马上率领几个伙伴，手执长矛赶来，想把英国军官赶走。不料他们赖着不走，还抢走徐亚保伙伴手中的一枝长矛，当场折断，徐亚保怒不可遏。两个英国军官见势不妙，想夺门逃走，但是为时已晚。徐亚保用长矛将他们戳倒，然后叫伙伴们抬起尸首，走到赤柱山头的峭壁上，抛入海中。
这天夜晚，军营里发觉科斯达与戴亚两人没有回营，便一面派人四出寻找，一面向上级报告。香港政府和警察方面接得赤柱有两名军官失踪的报告后，立即大举出动搜索。警察方面派人到赤柱、大潭一带调查两人的行踪，锡兰来福枪联队也派出100名武装兵士分队向全岛搜索，同时，英舰“愤怒”号也驶到赤柱湾内去巡逻。当他们搜索到黄麻角村时，兵士发觉全村居民逃避一空，这表示两个军官一定遭遇了意外。27日晚上，科斯达的尸首在海上被人发现，但是戴亚的尸首则没有下落，并且以后始终不曾寻到。
警方抓走6个赤柱的村民，但他们一致否认与这事有关系。6个人都被送到维多利亚监狱。这时，那个被英国军官打伤的老人向军营自首，他说他“并未做过任何错事，因此不想躲避”，只是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于是这个老人也被扣留。
由这6名村民的供述，法院的侦查庭渐渐明了了这个杀人案的真相。港府一面将这些嫌疑犯开释，一面下令通缉徐亚保和他手下的人。起先悬赏捉拿那些参加杀英国军官的人，凡能捉获一名者，赏花红100金镑；后来又增加赏格，凡能捉获徐亚保本人者赏五百镑，捉获其他榜上有名的凶犯，每名赏100大洋。
3月1日，驻港英军为科斯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总督般含和海陆军长官都亲临致祭。这件血案立时就成了当时香港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尤其是被悬赏500镑通缉的徐亚保，更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两名军官被杀，引起了伦敦的注意。当时海盗猖獗，不仅危害香港的商业和航运，而且更因为海盗的内幕组织复杂，军火谍报及盗伙来源，都牵涉香港在内。所以英国下决心加以肃清。
正当英国准备出兵围剿徐亚保时。6月间，十五仔的一些部下在海南岛附近掠夺一艘属于英国人的帆船，并杀死船上人员，这更加激怒了英国人。英国海军舰队对徐亚保等发起攻击，这行动一直继续了整个夏天。在9月至10月初，“哥仑科”号的舰长约翰？海，在两次交战中击毁了徐亚保的舰队。
据记载：“第一次在大沙尾附近，第二次在大鹏湾内。他获得铁行轮船公司的汽船‘广东’号，以及海军‘弗雷’号、‘海斯丁’号的协助，摧毁了23艘盗船，平均载重五百吨，缴获的火炮12门至18门，以及3只建造中的新船，两处小船坞，以及相当数量的航海用具。在驾驶这些船只的1800名海盗中，400名被杀，其余都四散逃亡。大鹏湾的海盗炮火在45分钟之内就被消灭无声，英国人仅有一名轻伤。”
在围攻徐亚保等的作战中，清朝水师派出8艘战船，伙同英国舰队作战。在10月18日，中英联合海军一共击毁十五仔舰只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败后，眼看自己旧式的海盗舰队实力根本无法和新式的英国海军炮火对抗，知道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便率众向两广总督投诚受抚，以便保存残余实力。
徐亚保在与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海战中失利后，第二年他重整军旅，准备东山再起。因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抚，徐亚保也显势单力薄。一次他途经马士湾时，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认出徐亚保，便把他交给途中遇到的英国商船“富力康”号，押解到香港领赏。1851年2月16日抵达香港以后，徐亚保自认杀人不讳。3月10日，般含政府组织特别刑庭审理徐亚保杀两英军及海盗案。被告方面的辩词以被捕地点为中国领域，提出司法管辖权问题。港英当局自觉英军军官行凶在前，徐亚保杀人在后，如果重判徐亚保，恐引起更大民愤。结果由陪审团裁定，仅成立误杀罪，当由正按察司判处无期遣戍之刑。至于海盗罪则未提起公诉。香港政府准备将徐亚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亚保自缢身亡。
慷慨拍卖土地
英国侵占香港之后，在香港的初期财政开支，建筑费用，完全从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赔款总数中抽拨，这笔赔款中的抽拨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任内已经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担任港督时，已经无多少款项可用，而香港政府的开支及公共建设费用颇为庞大，初期的商业发展又很有限，抽税不多。般含若要应付政府费用，继续维持庞大的开支，必须别开财路，于是他想到了卖地。
出卖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笔地价收入，这是非经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买去，必定会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后，港府就有了地税、物业税和差饷这些经常性的收入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钱，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人的钱，港府不费力气，便可无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港英政府拍卖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这年6月7日，由义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卖，拍卖地点在澳门。因为当时各国洋行，大多数都在澳门，那时候的香港，还只是个未经开发的渔村。英国人要把香港开辟成商埠，便须借助各国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卖土地在澳门举行。
这次拍卖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买家是渣甸洋行。根据当时的记录，这次共拍卖一百个地段，其中最高价的是第1号地段，占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镑投得；地块最大的是第11号地段，占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镑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时，对拍卖土地也很感兴趣，但他发现许多外国商人，对于政府拍卖的公地不感兴趣，而宁愿向当地华人购买土地建屋。
港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外国商人对港府拍卖土地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确定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于是，璞鼎查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除了积极清理外国商人向华人购入的土地，着令登记及补地价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布，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规定为75年。
第一次拍卖的英商投得者，还有不少向华人贱价买了土地的外国商人，都觉得产业权只有75年，时间还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继任者戴维斯要求延长管业年期，戴维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准了出卖土地这条财路。英商抓住时机，又把延长土地使用权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当时般含正在同中国两广总督徐广缙谈判，要求允许英商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应了外商关于所买土地权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对般含期望值并不高，以为般含把土地管业年期延长数十年就不错了，却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将土地管业权改为999年，比原来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先例可作为法律根据。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同是英国的占领地。当时的新加坡总督为了鼓励当地华人购买土地，便以999年期来吸引当地华人的兴趣。因为中国人习惯买地之后世代相传，新加坡的漫长的土地管业权，获得英国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效法新加坡，提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