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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28页。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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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①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②。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③。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泽东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泽东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④ 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他历次视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他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泽东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泽东“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他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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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99页。
② 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08页。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2页。
③ 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847页。
④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⑤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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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泽东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他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执著地相信，唯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①。在这几年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②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 ③。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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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32页注释（1）。
② 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页。
③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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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泽东提出要“洗刷几百万” ①，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刘此举以后又被毛泽东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泽东、刘少奇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实并不明显，可是毛泽东为何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少奇又在毛泽东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泽东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由于毛泽东就是党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他，与他发生口角，其实质就是怠慢了革命，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泽东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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