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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领导。此说明毛泽东坚持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泽东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泽东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唾弃的苏联“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过去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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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以江苏省为例①
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而且还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一个新传统，建国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仅实现了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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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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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①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②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巿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 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个城巿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巿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个城巿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 、6 、7 三个月就减少了3 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巿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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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38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4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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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 ①。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