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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方面的条件。
三、排队摸底：动员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干部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总学委的独创。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整风运动所要批判的王明路线，其实完全来源于斯大林。毛泽东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泽东暂时也不能用明确的语言向全党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相反，他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的团结一致。在党的思想路线没有实现转变之际，如果匆忙把党的核心层的矛盾公之于众，有可能在党内造成大的思想混乱。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选择了要求干部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它的意义就在于：在把全党的思想学习纳人到毛泽东所指明的方向后，以党的纪律为约束，再通过每个党员的自我反省，引导和督促全党接受和内化毛泽东的命题。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号召共产党员通过“内省”，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要求的那样去做了。党的元老吴玉章自述：“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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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①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当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②
两天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强调：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写笔记就是“紧箍咒”，人人皆得执行：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③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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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玉章文集》上，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107页。
③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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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①
毛泽东甚至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他说，“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 ②在毛泽东讲话后，5月1日，整风试点单位——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硬性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中央总学委认为，在全党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在各级和各单位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典型，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或“经验主义者”，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指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支持过教条宗派，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教条宗派，但曾一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出入，而与王明等有过合作关系的党内高级领导同志。“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他们只是处在被批评的第二个层次。总学委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教条宗派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总学委一般均会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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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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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
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地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地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没有涉及对王明、博古等批判，他写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