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商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镕、李吕、李雪略、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6月3日），参见陈绍略：《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6—297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58
———————————————————————————————————————
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①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10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②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③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10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10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
——————————
①② 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234、235、236、238、239、261、263页。
③ 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8页。
159
———————————————————————————————————————
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泽东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泽东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泽东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泽东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泽东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10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泽东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泽东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毛泽东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却因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洛甫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泽东洛甫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泽东刘少奇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泽东与刘少奇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泽东刘少奇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
160
———————————————————————————————————————
看法。与毛泽东洛甫结合相比，毛泽东刘少奇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泽东刘少奇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泽东刘少奇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泽东洛甫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刘少奇结合是一种以毛泽东为核心、刘少奇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泽东刘少奇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泽东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刘少奇的结合也预示毛泽东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