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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死。然而美国所做的这些努力在“9·11”前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1999年7月；阿联酋外交部长哈姆丹·本·扎耶德就本·拉丹向塔利班施加压力，要解除友好关系。然而塔利班并没有严肃地对待此事。本·扎耶德后来告诉一位美国外交官，阿联酋之所以重视与塔利班之间的关系是因为阿富汗的激进分子能够在该地区形成一种和“伊朗危机”相抗衡的力量，当然，同时阿联酋也并不想因此而得罪美国。
寻找新伙伴
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都对部族人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只是情报的汇报者；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展开对付本·拉丹的埋伏袭击行动。反恐怖行动主任通过比较，分析了依靠部族人员“碰运气”的种种弊端。他和他的同事在克拉克的支持下，开始发展和北方联盟的联系，尽管这么做也许会导致阿富汗长期处于内战之中。
北方联盟受塔吉克人控制，主要力量来源于阿富汗北部和东部。塔利班却相反，它的成员主要来自在阿富汗种族最多的普什图族地区，他们集中在阿富汗南部，并延伸至边境的西北方向和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的沙漠地带。
基于塔利班的行为和它与巴基斯坦的联系，北方联盟在不同时间曾获得过俄国、伊朗和印度的支持。联盟的领袖是阿富汗最有声望的军事领袖——马苏德。由于他的非凡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在与前苏联的战争中，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但是北方联盟多次被指控滥杀，并且据说联盟的财政收入部分来源于毒品走私。马苏德更多地被认为是粗鲁的军阀式首脑而不是一个智慧的领导者。不过，特尼特告诉我们，马苏德领导下的北方联盟似乎是对抗本·拉丹最有可能的力量。
1999年2月；特尼特请求克林顿总统授权把马苏德的队伍列为合作伙伴。作为答复，总统在签署通告备忘时改变了以往的措辞。特尼特说他没有在总统的这一改变中发现任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措辞和1998年8月的措辞一样，意思仍是尽量活捉本·拉丹，抓捕失手可将之杀死。“我们做的仍然是同一件事情”，特尼特说道。
中央情报局官员这样描述当马苏德被美国要求俘获而不是杀死本·拉丹时他的反应。马苏德的身体语言表示出“退却”。西罗恩认为马苏德的反应是：“你们这些人疯了——你们真是一点都没变。”西罗恩觉得抓捕的限制性条款妨碍马苏德和他的队伍追逐本·拉丹，但是并没有完全阻止他们。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的追捕计划。本·拉丹通常活动的大本营在坎大哈附近，远离塔利班和北方联盟对战的前线。
第四章 对“基地”组织早期袭击的回应寻求新的出路（3）
坎大哈，1999年5月
在“9·11”事件之前，坎大哈也许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用巡航导弹对付本·拉丹的地方。1999年5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眼线报告了本·拉丹整整五日五夜在坎大哈周边活动的具体位置。报告非常详尽而且全面，而且得到多渠道的证实。基层官员说，如果这样的情报都不是可靠的，那么难以想像关于本·拉丹在阿富汗的情报有多少是可靠的。情报到位了，巡航导弹准备好了，“这是袭击的绝好时刻。”一位高级军官这样说道，“这是一次本垒打”。他希望巡航导弹能发射出去。当听到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的决定时，这位官员说：“我们都非常沮丧”。他说他没有听说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认为这次行动是一次赌博。他还说：“在那天晚上，本·拉丹本来绝对逃不掉。”
中央情报局工作层官员们都同意这种说法。当收到关于本·拉丹行踪有冲突的情报时，专家们就认为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当时，中央情报局基层官员被上层告知行动被取消是因为军方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且担心行动的间接损害。反本·拉丹小组的领导人在回复一位沮丧的在实地工作的同行时这么说道：“在36个小时内有3次机会擒获本·拉丹，但每次都被放弃，这实在让我窝火，中央情报局局长发现自己在会上非常孤立。其他部长虽基本上说：‘我们服从你的决定。’实际上却在暗地里说，如果行动擒获不了本·拉丹，有你们好瞧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回忆说，五角大楼其实是愿意采取行动的。他告诉我们克拉克通知他和其他同事，特尼特认为情报有一半是可信的。该军官相信特尼特对情报准确性的估计是导致决定的关键。
特尼特对我们说，关于这件事，除了关于情报来源单一未经证实，行动导致间接损害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他不记得什么细节了。事情由于特尼特在行动首脑会议上的缺席而变得复杂起来（他当时显然不在场）；他的副手约翰·戈登当时代表中央情报局。戈登回忆当时很客观地分析了该情报，并说明这一情报也只有那样了。
伯杰记得过去总是由特尼特召集那样的会议。这说明特尼特是很希望抓到本·拉丹的。伯杰认为，特尼特很尽职。他说：“乔治（特尼特）会对大家说；‘我们就是没有情报’。”
在1999年5月不进行袭击的决定也许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客观地指出两点：其一，1998年12月，主要领导人对于袭击的担心可以这样理解：本·拉丹意外地离开所在地，通过袭击无法擒获他。其二，行政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对1999年5月的情报格外挑剔和小心，是因为在此之前北约组织与塞尔维亚的对抗中，由于错误的情报，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官员们变得格外小心。
1999年5月到2001年9月间，决策者没有再积极地准备导弹攻击本·拉丹的计划。1999年，主要领导人们确实深远地考虑过袭击的计划，包括重新启用克拉克袭击本·拉丹营地和摧毁“基地”组织的计划。1999年初的几个月里，联军扩大了袭击的目标范围，以确保采取“聚焦”的形式摧毁本·拉丹“基地”组织，同时也袭击了塔利班政府所在地。谢尔顿将军告诉我们，塔利班虽然更为壮大，但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由于担心本·拉丹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1999年夏天，对扩大袭击范围的计划进行了重新考虑。5月和6月，美国政府收到大量令人不安的情报，包括在德伦塔营地正在开发生化武器及可能在赫拉特聚积核原料等方面的更多情报。
6月底，美国和其他情报中心得出结论，“基地”组织已经进入了袭击前的状态；也许再次与毛里塔尼亚人阿布·哈弗斯相关。6月25日，在克拉克的要求下；伯杰在他的小办公室里召集了紧急会议，讨论本·拉丹的下一步动作和他的所在地。克拉克要求伯杰问他的同事：“我们是否应该先发制人去袭击本·拉丹的驻地？”克拉克催促着说。
在伯杰的会议记录上，他记载了塔尔纳克农场内共有7~11户人家居住；这意味着将会有60％～65％的人员伤亡。伯杰指出有可能只能对本·拉丹造成轻微的冲击，然而，如果他有所反应，我们就得不偿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个办法，等到下一次恐怖活动发生后再采取行动，包括对塔利班的袭击。但是克拉克相信本·拉丹会在恐怖活动后将所有人员转移出营地。
军事行动计划似乎进入了死胡同。1999年12月；克拉克要求伯杰，让部长们扪心自问：“为什么近来没有任何美国的直接军事行动？”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该问题被讨论过，如果有，那么答案是什么。
1999年不断有情报报道本·拉丹可能采取恐怖行动。其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调查局似乎直接受到了爆炸威胁。1999年9月，反恐怖主义安全小组觉得本·拉丹可能会威胁到从洛杉矶或纽约出港的航班。但是这样的警告被淹没在了众多的其他警告中。
1999年夏，所有军事的、外交的手段好像都已经用尽，美国政府似乎又回到了1998年夏天的状态，向中央情报局去寻求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泄气。几次针对“基地”组织的破坏行动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阿富汗的行动却始终不见成效。
1999年中期；反恐怖行动中心和反本·拉丹小组换了新的领导人。反恐怖行动中心替换“杰夫”的新领导人是科夫尔·布莱克，反本·拉丹小组的新领导人是“理查德”，他们的人员开始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