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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与国务院一样，在涉及反恐怖主义事件的跨部门委员会中有一位代表国防部的协调者。到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末，这位协调者已成为了助理国防部长，具体负责特别行动和轻微冲突。
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已经向军事部门表明，如果要在反恐怖主义中发挥作用，就要发挥传统的军事作用——反击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军队具体如何做，已经有了似乎非常成功的范例。在1986年，一枚炸弹在德国柏林的一家迪斯科舞厅爆炸，炸死了两名美国士兵。情报清楚显示，此次爆炸与利比亚陆军上校穆阿迈尔·卡扎菲有关。里根总统于是下令对利比亚进行空袭。该次行动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丢失了两架飞机。后来收集的证据，包括1988年美国泛美利坚航空公司第103次航班爆炸案，清楚表明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行动并没有阻止住卡扎菲的恐怖主义兴趣。但是，这种军事行动从当时看是成功的。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我们得出的经验是，通过采取美国空军力量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实施者和支持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使他们遭受到痛苦，可以阻止恐怖主义。
克林顿政府早期借鉴这一经验，发射了战斧式导弹。老布什计划访问科威特以表彰其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拯救科威特的荣誉。科威特安全部门警告华盛顿，称伊拉克特工计划谋杀前总统布什。克林顿总统不但命令对老布什加强保护，而且还要求考虑对伊拉克实施报复。五角大楼建议了12个战斧导弹打击目标。白宫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就导弹可能引起的幅面破坏展开了争论，而后将目标减为3个，最后将目标锁定为1个，即巴格达市中心的伊拉克情报总部。为了将平民百姓伤亡减低到最小限度，袭击在晚上进行。一共发射了23枚导弹。除了1个平民百姓死亡之外，行动非常成功——情报总部被彻底摧毁。以后再也没有伊拉克计划恐怖行为的情报。
1986年对利比亚的袭击和1993年对伊拉克的袭击标志着军事部门有效运用军事力量反击恐怖主义——利用空中力量实施有限报复，目的在于威慑。但是，当敌人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跨国网络时，怎样的威慑才有效仍是个难题。
第三章 反恐怖主义的发展白宫内的适应与不适应
因为对付恐怖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惟一职责，因此，建立协调机制是必要的。当恐怖主义的问题还不突出时，国务院可以履行这一职责。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这种做法就被抛弃了；而由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负责危机处理。
里根政府继续并加强由总统参谋人员协调反恐工作。在贝鲁特美国水兵被杀之后，里根总统签发了第138号国家安全指令，号召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重新制定计划或增加新的财力。要求国务院加强与其他政府的合作，要求中央情报局加强与线人及其他情报部门的联络；并制定计划，培养对任何企图损害美国利益之集团与个人发动先发制人攻势的能力。
美国总统1985年7月在对美国律师协会讲话时将恐怖主义称做“一种战争行为”，并宣称恐怖分子恶魔将在世界上无处藏身，无处训练，无处练习他们残忍狠毒的技术。我们必须共同行动，或如果必要单独行动起来，以保证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对利比亚的空中打击就是这种策略的明证。
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反恐怖主义的协调事宜由国家安全顾问助理领导的高级别跨机构委员会监督进行。但是由于公愤，人们对白宫应该领导反恐怖主义持怀疑态度，因此，里根政府关闭了该机构。
由于真主党劫持美国人质并不时地将人质杀害，里根总统非常担心。他也因为自己签署生效为法律的一项法案而苦恼，该法案将给尼加拉瓜反共产主义的康特拉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的行为规定为非法，然而他却又非常支持康特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罗波特·麦克法伦与麦克法伦的助理约翰·波恩戴克斯特尔将军认为，如果美国心平气和地与伊朗以人质交换武器进行谈判，人质危机可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也能提高。但是，苏尔兹与温伯格一致反对麦克法伦与波恩戴克斯特尔。
麦克法伦与波恩戴克斯特尔的一位参谋员——海军上尉欧利瓦尔·瑙斯研究了一项计划，以美国武器交换人质并将其效益转向支持康特拉游击队，这样可以绕开美国法律。他可能是受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的鼓励。
当事情的真相在1986年和1987年曝光后，好像与20世纪70年代的事件如出一辙：大规模地滥用秘密行动。现在，不再是在雪茄里下毒和通过黑手党打人；美国人听到了这样的证言，迈克法兰曾使用假名并携带一个上面画着一枚钥匙的巧克力蛋糕，秘密访问过德黑兰。经过一名特别律师调查，迈克法兰、波恩戴克斯特尔、瑙斯及另外10人，包括几名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控告。调查的焦点集中在官员忠实执行法律的责任及行使职权的说明责任。对“9·11”事件而言，伊朗——康特拉事件的意义在于，官僚机构的某些部门可对白宫的指示持灵活的怀疑态度。
随着国家安全顾问职权的扩张，安全顾问职员；按照惯例称做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其组织结构和工作程序也变得更加正式。安全顾问为总统指令提供建议，但是每位总统对其指令的称呼不一。在克林顿总统时，这些指令被称为“总统决定指示”；在乔治·W·布什总统时，被称做“国家安全政策指令”。这些需要总统批准的文件和许多其他文件，一般是通过由副部长级或者略低一级的各部门代表组成的跨机构委员会来达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中的高级官员参与跨机构委员会，经常是担任主席，以促成协议的达成，并代表国家安全顾问享有更广泛的利益。
当克林顿总统就职时，他立即决定由白宫协调反恐怖主义事务。1993年1月25日，迈·阿迈尔·堪斯，一个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弗吉尼亚通向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主要高速公路入口处开枪打死两名中央情报局的雇员（堪斯驾车逃跑，但后来在国外被捕）。就在此一个月后，世贸中心发生爆炸事件，并且在其后几个星期，又出现了伊拉克暗刺前总统布什的阴谋。
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继续留用老布什政府的一个参谋员，即有着丰富经验的公务员理查德·克拉克，由他负责处理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这一职责常常被称为负责处理毒品和暴徒）。在协调反恐怖主义事务时，克林顿总统和莱克要求克拉克为他们做参谋工作。不久以后，他领导了一个中级跨机构委员会，该机构最后被命名为“反恐安全小组”。我们将在后文阐述克拉克如何适时转变成为顾问，管理美国反恐工作。
当解释由刺杀老布什阴谋而引起导弹袭击伊拉克时，克林顿总统说：“从我们革命的第一天起，美国的安全就依赖于情报的准确性：不许欺负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实施强有力的和相当的还击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向那些从事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人发出警告，可以阻止针对我国人民的进一步的暴力事件，可以确保国家之间的行为文明。”
在1995年1月联邦政府通讯中，克林顿总统承诺“要通过全面立法来加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不管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发动袭击。”2月，他向国会建议扩大联邦刑事管辖权，以使驱逐恐怖分子更容易，并针对恐怖分子的资金筹集采取行动。5月初，他提交了许多强有力的修正案。其间，从东京传来新闻：3月份一个世界末日教派——奥姆真理教在地铁释放沙林神经毒气，12人致死，上千人受伤。这个教派在日本有巨额财产和许多实验室，并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在纽约就有一个。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以前都不曾听说过。4月份，俄克拉荷马市睦拉荷联邦大楼发生爆炸事件；最初对该事件是伊斯兰教徒所为的怀疑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爆炸实施者是美国的反政府极端分子泰莫斯·麦克维和泰瑞·尼古拉斯。克林顿总统建议修改他的早期建议，增加对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和电子监控授权，要求对爆炸物标示可追踪的标志，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