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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的安全组织、首席行政长官、国家各个紧急情况处理机构以及国土安全部应该在紧急反应人员群体内确立区域中心，并促使跨司法区的相互协助协议的签署。在这类协议存在的地区，必须根据其条款进行训练。在首都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实施相互协助的地区，对公共安全相互协助条款的落实长期以来存在着补偿和责任的障碍，国会应该通过立法消除这些障碍。
在世贸中心、五角大楼以及飞机的坠毁地——宾夕法尼亚州的桑莫塞郡，多个机构以及多个司法区需要在那里共同作出反应，但通讯不畅却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因素。这一问题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发生，有力地说明在地方、州以及联邦各级公共安全组织中，协调、完善的通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建议：国会应该对迫在眉睫的立法予以支持。应当规定，为了公共安全的目的，应该加快、增加射频频谱的分配。而且，像在纽约、华盛顿这样高度危险的地区应该组建信号队，以确保非军事机构、地方快速反应机构以及国民警卫队通讯联系的畅通性。国会应该对这样的信号队优先给予联邦资助。
私营部门的应对
国土安全部的使命并没有仅仅以与政府机构的配合而结束，它还负有与私营部门合作以确保应对的责任。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私营部门控制了美国85％的关键基础设施。实际上，除非恐怖分子的目标是军事或者其他政府安全设施，“首要的”快速反应者几乎应当都是普通民众，因而，本土的安全和国家的应对通常都以私营部门作为起点。
在私营和公共领域，对救援、行动的重新启动和恢复应该包括：（1）一个人员撤离计划，（2）完善的通讯能力，并且（3）一个保证行动连续性的计划。在我们对“9·11”事件的紧急反应状况进行审查时，一个接一个的证人告诉我们，尽管发生了“9·11”事件，私营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有人还忠告我们，欠缺一套具有很广泛包容性的私营部门应对标准是缺乏应对能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促成因素。
通过向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咨询，我们就为私营部门建立一套“应对的国家标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召集了与安全设施、安全及商业连续性有关的专家来考虑为私营部门的紧急应对和商业连续性设定标准的必要性。这些专家来自众多产业和团体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债券股东。
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建议，本委员会应该赞同一个自愿的国家应对标准。以现有的美国灾难或紧急事件处理和商业连续性计划的国家标准（NFPA1600）为基础，国家应对标准草案为应对、灾难处理、紧急事件处理以及商业连续性计划设定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和术语。私营部门在世贸中心紧急事件中的教训展现了规定这些标准的必要性。
建议：我们赞成签署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建议的标准。受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瑞吉对这一标准予以赞扬的鼓舞，我们敦促国土安全部促进对它的采纳。我们还鼓励保险和客户信贷分类企业在评估其可保性和信用度时，密切注意公司与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标准的一致性。我们认为，要遵从这一标准，就应当界定公司给予其雇员的生活标准以及法律上的标准。私营部门的应对绝不是一种奢华，而是在“9·11”以后的世界里做事情的一种代价。如果忽视它，在生命、金钱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就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十三章 怎样做？一种不同的组建政府机构的方法超越内外界限，实现力量联合（1）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仍是冷战时期的结构。而现在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美国面临的不再是少数几个极具威胁力的强敌，而是许多超越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界限的无形挑战。对于这些挑战，需要作出快捷、富有想像力、灵活的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一代人应对的是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挑战，他们对国家进行重组以使国家安全得以保护。现在这一重担落在经历了“9·11”事件的一代人肩上。“9·11”袭击使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的缺陷得以凸显。美国人不能仅仅通过增加多年以前根据当时情况制定的具体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当今社会出现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各种新问题。
我们建议对政府机构进行重大变革。我们懂得人员素质比“接线图”（喻组织机构）的品质更重要。“9·11”事件中，最令人痛心的地方莫过于许多政府官员试图独自打破本机构组织形式对个人行动可能产生的束缚，但无功而返。有良好素质的人员必然能够打破品质不佳的体制。但他们本应不必如此。
美国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进行这项改革。美国政府应当把这两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以使各方面力量达到统一。为此，我们提出如下5项主要建议：
●建立全国反恐中心，统一负责打击伊斯兰恐怖分子行动中的战略情报和行动计划工作，消除情报工作在国内和国外的界限；
●建立新的全国情报主管，统领全国情报机构；
●建立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共享系统，解决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障碍，使反恐行动中的众多参与者联为一体；
●强化国会对情报部门的监督，强化监督的质量和使命感；
●壮大联邦调查局和国土保卫人员。
联合行动
大量的关于“9·11”恐怖主义袭击的公开评论都对“失去的机遇”进行了分析。对此，我们在第十一章已进行了评述。通常根据所分析的问题的特征，将它们命名为“监视清单行动”、“信息共享行动”，或“连点行动”。在第十一章，我们解释说这些名称具有狭隘性，即只对疾病的症状进行了描述，而没有对疾病本身加以描述。
在我们所举的每一个例子中，没有人从始至终地对这类问题负责，也没有人能够从政府任何一个部门调出相关情报，或跨越国内外政府机构界限进行责任分派，或追踪工作进展情况，或迅速找到排除工作障碍的方法和途径。权力与责任互相脱钩。
有时政府机构进行了合作。但是即使是这种合作，也不等同于联合行动。在政府机构合作时，由一方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确定，并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而当政府机构进行联合行动时，联合行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看法与这一行动的最初发起方的问题和看法有所不同。有着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在分析问题和对处理问题的具体步骤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
在听证会上，我们不时向证人询问谁是“9·11”恐怖主义活动阵营中的“四分卫（橄榄球术语；即真正领导者）”。其他“球员”各就各位，各负其责。但是谁给他们分派角色，使其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出现，导演了这场“9·11”恐怖主义袭击的“好球”呢？
自从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尚未找到上述问题的确切答案。在某种程度上说，联合行动的好处越来越明显；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联合行动也每况愈下。因为反恐作出的努力十分巨大，并耗费了很多精力，所以这种努力冲破了政府机构之间通常存在的屏障。政府机构的工作态度发生了转变。政府机构官员们极力试图避免“9·11”的工作失误。他们试图互通信息。虽然消息并不确定，但他们仍向每一个人告知已报告的威胁，甚至把听到的消息上报总统。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难度成倍增长。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央情报局显然是与“基地”组织作战的主要机构，联邦调查局位居其后。国防部和国务院更在其次。
●现在，中央情报局仍然处在核心地位，但是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的其他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后，对这一事务的参与活跃多了。
●目前，国防部在与“基地”组织作战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国防部下属有三个联合的司令部。每一个司令部都由一个四星上将领导，以反恐为第一要务。这三个司令部分别为：特别行动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其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