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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天之后，尽管有新党的强烈反对，但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共同勾结下，这一法案还是在１月１１日三读通过。各县市议员、乡镇市民意代表年薪与村里长补助费普遍提高。县市议会议员的年薪（包括研究费、特别费等其他补助费）将从现行的平均１５１万元调为１８２万元；县市议长年薪由２３３万元调高为２４４万元；乡镇市民意代表年薪平均由４９万元大幅提升至７１万元；乡镇市代表会主席年薪由８５万元调高为１５６万元；村里长年薪由４１万元调高为５４万元。未来每年地方民意代表薪水与村里长补助费等总支出将从现在的４４亿元增为７０亿元，增加财政支出２６亿元。尽管台北市与高雄市两市议员薪水相对下降，但在民众看来其待遇仍极为偏高。
这些获得直接利益的地方民意代表与村里长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合理。然而，民众却有不同看法。一位家庭主妇表示，“这根本就是选举绑桩，这些民意代表、村里长出来选举时口口声声都说是为民服务，当选后却是另一副嘴脸。”一位中小企业主则讲，“肥了民意代表、村里长，却糟蹋了纳税人的血汗钱。”“总统”独立参选人许信良表示，国民党、民进党在没有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合作三读通过这一条例明显是为了选举绑桩固票，将使地方派系益加巩固，黑金政治更为严重。
高官高薪厚禄（1）
台湾权势阶层中的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收入之高，拥有财富之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相比的。其中有多少是合法合理的，有多少是非法得来的，无法得知。但许多民意代表与官员财富来源不明，经常受到外界的质疑却是事实。
台湾行政官员的薪水收入偏高，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与广泛争议。早在１９９３年，台湾《商业周刊》就揭露了台湾各级行政首长薪资偏高的不合理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这并没有影响官员薪资的不断增加。１９９７年，台湾“总统”的月薪（不计特支费）为８２２万元，“副总统”６１７万元，“五院院长”与“总统府”秘书长为２７３万元，副院长为１７７万元，部长为１５８万元，政务次长为１４万元，常务次长１２３万元。与发达国家国民所负担的政府首长薪资比较，台湾民众的负担远高于美国与日本。有人计算，台湾“总统”李登辉的直接薪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两倍；若按国民所得比较计算，台湾人民的负担则是美国人的４８倍。以１９９６年为例，台湾“总统”的年薪为１０７６万元新台币，远高于美国总统５５０万元新台币、日本内阁总理６６０万元新台币、法国总统２７６万元新台币与英国首相２３０万元新台币的水准。
台湾这些行政首长除正常的薪水外，还有其他补贴与费用。尤其是“特别费”或“特支费”成为台湾官场一种特权。不仅各级民意代表与行政官员有特别费，就是学校校长与公立医院院长等也有特别费。目前一年政府的特别预算高达五六亿元，一次领取，全部免税，其中有一半不必有报销单据，可以说“随便使用”。民意代表与官员的各种兼职灰色收入与不正当收入，不亚于合法取得的收入，因此台湾的权势阶层大多富有，拥有巨额财富或豪宅的官员十分普遍。
１９９５年初，台湾《时报周刊》记者对台湾２１个县市４２位议长、副议长的财力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据资料显示，在４２位议长、副议长中，有３６位议长、副议长拥有土地６６６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人拥有数十处土地，其中南投县议长郑文铜以拥有６８笔土地居冠，堪称“大地主”。以土地面积来看，云林县副县长陈国益拥有近８万平方米的土地，独占鳌头。在寸土寸金的台湾，这些土地都是一笔巨额财富，且还会不断增值。这４２位正、副议长的存款总额（按其公布的财产计算，不包括其家属名义下的财产）总计达１７亿多元新台币，其中台北县议长许再恩与高雄县议长吴鹤松的个人存款均在２000万元新台币以上。另有２７位正、副议长名下有企业，其中大多与投资、建筑或营建有关。
这些民意代表本身的薪水待遇已相当高，如台北市与高雄市议员在调薪前，１年薪资收入超过６００万元新台币，议长年收入超过８５０万元新台币。这些民意代表除薪资外，各种补助费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据统计，“立法委员”除了相当于各部长级近200万元新台币的年薪外，还包括年终奖金２4万元、出国考察费２０万元，法令研究费１０万元、电话费１２万元等，总计约达１２０多万元。即使如此，这些民意代表还不满足，不时提出加薪主张的“自肥条款”。
这些民意代表还有其他变相的收入。按规定，“立法委员”可有四位公费助理，每位助理薪俸年资为２４万元及数目不小的奖金，而这些钱也大多流入“立法委员”自己的口袋里。原来，这些助理大多是“立法委员”的家属与亲戚，如太太、儿子、女儿、儿媳、女婿等。而那些不分区“立法委员”（不参加直选，按政党比例分配的名额）一般不问政，也不必聘助理，而助理费照拿。因此，有人估计，一个“立法委员”的年收入可能接近2000万元。
“立法委员”的其他灰色利益与收入就更大，是无法估算的。当然也不是人人有份，那些政商关系良好、地方势力庞大者，最易获得这种利益。
高官厚禄的特殊待遇也可从针对李登辉“总统”卸任后的待遇看得出来。执政十余年的李登辉退出政治舞台时，有关部门已为他卸任后的待遇进行新的预算规划。据台湾“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审议的预算书，有关“卸任总统礼遇经费”的预算主要包括：１、终身薪俸２０２４万元（１年）；２、“总统”官邸修缮费１３００万元；３、房屋租金９００万元（１年半）；４、寓所事务与侍卫人员办公室租金８５０万元（１年半）；５、资讯设备费３５３万元；６、卸任后“总统”办公室设备费１３４８万元；７、卸任“总统”寓所设备费２８３３万元；８、车辆费５００万元；９、保健医疗费３３５万元（１年半）。这些预算合计总额４１３９３万元。这是在台湾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做出的预算，卸任“总统”享有如此丰厚的待遇，可以说是台湾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的集中表现。
李登辉当政12年，已从早期一个寒酸的公务员变成一个亿万富翁，拥有巨额财产。李登辉有多处数千万元至上亿的别墅，有多张值数百万的高尔夫球证，分别持有数千万元的股票与存款，而尚未公开的更不知有多少。２０００年１月３０日，新党“总统”参选人李敖举行记者会，公开指称，他手里握有一份密件，李登辉在瑞士银行有一个秘密账户，存款高达６０００万元新台币。
高官高薪厚禄（2）
由此不难发现，台湾权势阶层个个高官厚禄，以合法与不正当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特别是身为台湾领导人与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从昔日一个穷书生变为亿万富翁，而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海外有秘密账户与下台后的优厚待遇，让人民看清了执政的国民党权势阶层腐败到了极点，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在2000年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
第十章 地方权力派系化
派系政治的窠臼（1）
国民党的成长与发展，始终无法逃脱派系政治的痕迹。派系政治的结果是，国民党内无法高度团结，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人事倾轧，权力腐败，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发展。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为巩固自己在党中央的势力，发展出以黄埔系统为嫡系的权力人脉关系，同时党内不同实权派也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掌握相应的权力部门。这种派系政治在抗战时期达到高峰，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派系主要包括了CC派（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即“中统”）、军统系（主要是以戴笠为领导核心的特务系统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孔宋集团（以孔祥熙与宋子文为代表的财经部门）、政学系（在行政系统上辅助蒋介石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