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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多难，山陵痛加节约。上在位五年，宽仁恭俭，力矫前弊，虽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无不怜之。是日，百官议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勋夙立，容止可观，请众立之。”于是，奉迎以入，王辞让久之，乃从，立为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义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遗弃万国，遗诏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献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变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兴以来灾变荐臻，七年之间三有大变，北兵猖炽，三次围城，虽人事之未修，亦天数之否运。盘庚以河患犹且迁亳，况今外敌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恋本重迁，畏闻移徙，臣恐为社稷之忧非细故也。一二年来侥幸，以今思之，迹已尽危，岂可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办，俟山陵后，即乞大驾光临。”有旨集议于明阳殿，嗣庆王琮、嗣安王伸，谓燕京规模壮大，不可轻迁。
完颜宇、乌陵用章、张庆之、葛安民皆曰“昔忠献王佐辅太宗，既灭辽平宋，欲逮上京，以龙朔上国为根本，以辽阳、长春、会宁等路为北畿，以河北为东畿，故于大兴称中京，以会同为北京，以黄龙为上京，以中山府为南路，接引根本，东西南北道里适均。虑南宋有取河南、山东之心，每视为之度外去来之物，凡河南财物贡赋悉储于大名，山东之贡赋悉运之于镇州。临终付属于忠烈王及诸大臣，盖以南宋为虑。及废刘豫，又以其地归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诱以歼宋兵，为取江南计也。
谋计不齐，乃复取之，故当时控压中外，莫过于中京，今上国及古长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邻为敌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众大之势，尚复泥古而不知变通，余崇义之奏迁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议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与宋夹攻耶律，约事定之后，以燕京归宋，耶律既灭，太祖便令如约。忠献王爱其山川广表，风俗坚悍、力劝自取。太祖微服以往，归谓忠献王，燕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后，汝辈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张庆之曰“与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无以应。完颜律明曰“他处不知何如，中京断不可留。”聂希古曰“今河东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东有东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阳，陕西有永兴，惟此八处，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贫，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计，永兴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中。闻余崇义葺理甚有规模，亦可保恃。”嗣庆王宗曰“今弃燕京而去，祖宗山陵尽在北地，若有残坏，公等何面目以辅人子孙？”庆之曰“太祖葬长白山，今已隔绝，卢龙诸陵若使边镇得人，亦是无患。为人子孙，以不坠宗祀为本，若北兵未尽，燕京必危，血食尚可忧，况陵寝耶？”
中书舍人孙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迁，亦须暂时迁避，以俟敌势衷怯，然后还都。国人多苦热，谓河南暑毒可畏耳。”庆之曰“极北苦寒，极南苦热，惟河南北得寒热之中，炀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辩与北兵攻陷上国，二十年来，不往避暑，亦不闻有病热死者。忠烈王既复取河南，欲迁上国人居于梁、宋、齐、鲁，时皆以为不便，及炀王丧还，世宗初立，山东、河南北人，结集起兵，请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国人，筑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为上国，今七十年矣，亦不闻上国人以河南为不可居者，此小节耳，岂可妨大计？”议论久不决。五月，葬德宗于福宁陵，虞主返，上迎泣过悲。侍读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宽圣情，在礼不过始接三举，已至并爵酹四举耳。”上曰“不然，卿独不见诸公近日议论乎？陵寝宗庙自兹益远。”宗直亦泣下。知永兴军大行台御史大夫邵纂奏曰“闻崇义奏乞迁都，俟山陵以后，当有定议。今盛暑无几，秋风渐劲，迁国大事敢竟一岁而图之，恐北兵既来，噬脐无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诏曰“国有大事，谋贵佥同，我太祖效文王之兴岐，居龙朔以有天下，忠献继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诸侯，顷岁多虞，兵灾未已，臣邻思久远之计，国人怀故本之思，合各进言，以图长策。”是日，集议于秘书省，嗣王二人既承诏，皆无语。枢密完颜宗鲁对曰“盘庚迁亳不可效袭，平王迁洛愈见衰微，我国家以雄强战斗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远投梁魏，以此御敌，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苏峻之乱，人皆欲迁会稽、豫章，而王导不听，迄能立国百年。今徒见北人有画河之议，欲自燕而南迁，舍河北以厌北人之欲，则河南、山东为国家之久计，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庙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转输中原，使中外犹知我为雄强之国。臣以为，有中京，则有河之南北也；无中京，则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独立乎？”云云。
时枢密乌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谓有人则中京不必动。聂希古中不能平曰“诸君各思为社稷计，勿怀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无他意，直前言曰“中京当迁，已无可议，今惟议所迁之地可也。”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著作郎雍迪曰“枢密之言是也。太原地瘠，浸近北国与西夏，中山犹燕京也，永兴、太原皆不可。惟大名、洛阳、汴京可耳，惟上所择。”参政费钦曰“汴京为四通八达之冲，梁宋地平，赵氏居之，至宣和而事体可见。然彼所以居者，资给东南六路漕运。今我何仰？不若洛阳，为天下中，犹有险固可守。”聂希古曰“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洛阳诚可都也。但洛阳宫殿废坏，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则国力不支，若因仍，则非以为帝王之都。汴都宫阙，自正隆主缮修之后，今犹坚完，气势犹壮，权居之宜，惟汴为可。”侍郎李迪曰“国初不以河南为要，忠献王、忠烈王常视为去来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学士院孙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国之思，每切虑之，岂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韩侂胄为戒，谁敢议此？况吾国兵较北兵诚不如，较宋则制之有余力。”
聂希古曰“众议纷纭，各为矛盾，自晨至晡，尚犹未决，惟白上以定都于汴。”众犹以李迪之言为然。翌日，孙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时，事势亦异，论事不如论意，知其意则事可知，臣窃惟太宗命忠献王及庄、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献再往，极其智巧，胁之以威，诱之以术，夕虑朝行，谋终谨始。考其设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诱之使至，始行废夺，凡其子弟群从布置耳目，搜录无遗，惧颠木之由蘖，终将为国之害，不思康王在于河北。大军既返，宋号复兴，天时方暑，未可回辙，秋风稍劲，忠献以三千骑由山东以趋淮甸至扬州，随得而复失，续遣四太子越江穷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胜败相当，势始可虑，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陕西是其故墟，忠献惧亟取则百姓难谙于政化，先立张楚，次立刘齐，若果争必取，则复树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为禁持号令，而南自弱谋未尽行。忠烈当国，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其将兵于平地，彼守河则江必虚，彼不守河，则是我尝归之，彼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其主，此其二也；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兵事。
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王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画，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扇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此其三也。此三者，监密深远，百年赖之，为先朝视河南为度外之去来，岂不厚诬于先忠献王耶？盖不都中京，则故辽之地难定。不深于防卫河南、秦、洛，则河北、陕西之地难保。今中京之规模既安，惟当经画两河，犹不失于曹魏、元魏之时。抑又闻邻于强者难为功，邻于弱者易为力。”聂希古读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当如何？”乌陵用章曰“朝臣谓北兵虽炽，若以战力守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