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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朝鲜传》“正统七年五月，谕裪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朝鲜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云云。是时边禁严，建州即有犯边意，亦受自瓦剌，供其指使耳。又正统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景泰元年……夏，裪卒，赐吊祭，谥庄惠，封子珦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响导。”因谕珦，相为犄角截杀之云云。此为女直公然寇边之事实。《建夷考》中归罪董山，不言李满住，当得其实。
稻叶岩吉《蒙古满洲历史地理》第七卷“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辽东亦致纷乱。兀良哈三卫，来自西北，寇辽河流域。女真自东北，屡犯辽阳之东边。东边被害，当自此始……都御史王翱，在辽东时，曾遣官至彼等部内，收回被掠男女。其间建州女真，逐渐繁盛，辽东被害益深。成化三年，明遂出兵，讨建州女直焉。”云云。按王翱在辽时，据《明史》本传“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景泰三年召还。则遣官招谕，收回所掠。”事必在景泰初年。而《建夷考》之所谓巡抚王，即王翱也。稻叶叙述之文，未能逐句指其所出。要其据《实录》为大宗，旁及私家纪述数种，与《明史》及《建夷考》一一相合，自极可信。
《朝鲜传》又言“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固敕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四节五“董山为左卫，故都督猛哥帖木儿遗子，与叔凡察争卫印，遂使明廷颁新印焉。其为人虽不可详知，要其由干斡河谷地，觅李满住部族而来归。其时皇皇如丧家之狗。然董山既出，乃一跃而骤跻群酋之上，强求明廷，兼领建州卫及右卫之都督。又知徒与朝鲜启衅为非计，乃亲赴半岛朝廷。朝鲜亦以见愠于彼为不利，假彼以中枢院使之制书，授为正宪大夫。彼之手腕，可想见其不凡。”云云。此出于稻叶之叙述，必有所本。据此则《朝鲜传》之称建州三卫都督，恐即系董山一人所求之明廷而得之兼职矣。
《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瑈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瑈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法安分，庶弭边衅。’从之。”
《清朝全史》第六节一“建州女直得名酋董山，富强日进，寇掠亦因以日繁。辽东之困惫，事实毕露。惟赖以中央政府之威仪，示怀柔之一法而已。天顺三年之春，辽东有词以诘责建州者，惟董山受朝鲜中枢院制书授为正宪大夫之一说，盖其罪状为私通。在建州亦以此一事，深恐明廷知之。当时辽东巡抚之报告，谓建州与朝鲜相结谋叛。明廷特遣锦衣译者某，往建州诘其虚实。董山力自剖白。明使乃促其入朝，责以久废之职贡。董山从之。彼其意，直谓轻身以往，汉儿其奈我何？骄蹇之态如此。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既而，董山求归，明于彼归途中广宁驿舍拘系之。旋，致之法。此事当在成化三年之春。是岁九月二十四日，将军赵辅将兵五万，讨建州焉。”云云。又本节三“董山被杀，其余随行人众，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女真人谓董山罪状不明，为汉儿所诈杀。董山为明一代女真人之最杰出者，女真甚尊其谱系，且有思慕故都督之意。”云云。稻叶叙述中，以天顺三年之事，连属而下，直贯至成化初。其遣使往谕，尚是诘问朝鲜授官之虚实。董山入朝，亦自白此事。盖时亘七八年矣。据《建夷考》“并有赏赐太俭失望盗边之衅，又为遣使诘问之近因。”所遣之使《建夷考》谓为都督武忠。此言锦衣译者某。明《职官志》“锦衣卫，……恒以勋戚都督掌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则都督武忠，当是锦衣卫领衔之人。实则译者某衔命而往。又所云何乔远之记事，何乔远所著《名山藏》，在清世禁书目中。此或《名山藏》中语也。
《明史·食货志》“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云云。史言中叶以前辽东马市者如此。其余为大同事。土木之变，乜先即入自大同。大同马市，《史》言“始于正统三年。迨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辄近塞垣。”云云。此明中叶辽东马市也。其后宣大开市，起于仇鸾，严嵩主于后。世以杨继盛谏疏，益传其事。盖土木变后，大同市久停。至是始复开，寻复罢。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复开宣大市。而辽东市于万历二十六年复罢，三十九年复开。则与义州木市同为起讫。”《史》文所言止此。开原南关一市，始终未罢。《史》仅言以待海西。讳建州不见明文。又于抚顺开关设市。明徇董册之请。为建州兴盛之一大关键，则更不著一字。此种无谓之史书，乌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备事实。特尚非今日所能言耳。
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六节，纪马市事，较《明史》为详。《明会典》等书，今亦尚存。惟马市事非本篇所必载。本篇但欲详董山所求开之抚顺关，则据稻叶所引，一引《全辽志》“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人，于此交易买卖。”二引《广舆记》“马市一设开原城南，一设开原城东，一设抚顺，一设广宁，一设古城堡。”三引《方舆纪要》，记抚顺关云“抚顺所之东二十里，置马市于此。”云云。以上数书，惟《全辽志》较难得，余俱习见，而明史竟没之。其先女真马市，皆在开原。后为建州特开抚顺市。《清朝全史》第四节五，叙述文云“董山更能使明于建州之西边，创议贸易之关门。此即后历代建州所占利益之抚顺关也。关门定于浑河之谷地。市场设于今抚顺城内。明之边吏，于设关大有异议，全由董山之强求，与其折冲之巧。旧例，女直贡道，必经开原之广顺、镇北二关，不得由别路。其得于浑河以下通辽东腹地，必推为女直之大告成功。天顺末，明廷以敕谕下辽东曰“自后建州女直到边，由抚顺关进，于抚顺城东交易。抚谕之法，当得其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勿生事阻挡，以失夷情而起边患。”云云。明年，辽东巡抚奏言“女直来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憩宿于城中军民之家，恐有觇边情之虚实，或图响应而作奸者。”又言“抚顺城绝远，仓卒难赴。于该城之南，置一马驿，具馆夫十名左右，以为接待。”又言“抚顺城西南抵沈阳，隔九十里之远，其间增筑墩台三座，每墩台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明之辽东，当时顾虑建州，以此可想。
《清朝全史》第五节八“抚顺马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