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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脚。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花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为了掩盖这盆花负有的秘密。
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脑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后,他搓了搓手,目光顺着洋铁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
男人走进楼里,又走进一扇门上标“危险有电”的变电房内。
男人立在一排柜门前脱下雨衣,打开一扇柜门,将头探进柜门,仿佛是要挂雨衣,结果是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毫无疑问这里是地下室,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此。
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光。昏暗中有个明亮而喜悦的女声,在对一个模糊得难以分辨的身影说话。
“老虎”问:“他一定是中央委员,你认识他吗?”
身影坐在沙发上,头仰靠着,是一种很累或者休闲的样子。听了对方问话,他慢慢直起身子,声音厚实、老道、舒缓,还有点疲惫,和女人的声音形成鲜明对照。
罗进:“我不知道认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中央委员这不重要,他这次是以中共中央特使的身份来上海召开会议的。”
“老虎”情不自禁地:“你说他是党中央的特使?”
“‘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开始疯狂杀戮共产党员,三天之内,300多人被暗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逃亡。1927年,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而1931年,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叛徒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紧急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群龙无首,发往苏区的情报也一度中断……”
“老虎”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可这下好了,我们又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罗进面色沉重:“但任务也更艰巨了。”
“老虎”连忙问:“什么任务?”
“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重创,但地下斗争仍然在无畏而卓越地坚持着。正是由于我们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苏区中央,所以中央需要我们提供敌人下一步的军事情报。”
“上海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了。”
“特使就是为此而来。”
“老虎”问:“来取情报?”
“更关键的,是要重建我们跟苏区中央联络的通道,振奋上海地下工作的活力和威力。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上海军方与南京高层之间的无线电联络,获得特使会议的任何消息都要及时上报。”
“老虎”调皮地:“是上报给‘彩云’同志吗?”
“你知道的太多了。”
“谁叫我是译电员呢?所有电报都从我手上过,不知道是假的。”
“是啊,什么都瞒不了你,也离不开你。”
手电筒光一闪,有脚步声从楼梯下来。
罗进问:“怎么样?有问题吗?”
楼梯上的人边走边说,他就是刚才在外面整天线的人,年轻时的铁院长,地下电台报务员,代号叫“火龙”。他回答:“因为雨水冲刷,天线的接口松了。”
三人都起身,钻进布帘子里。
钱之江走过了一栋高三层、U字形的办公楼,一辆三轮摩托车飞驰着超过了他,停在左侧楼前,那是特务处的办公地。
特务处处长黄一彪正站在楼前与人说话,看见车上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下来,正是摔伤被活捉的“断剑”,问:“其他人呢?”
便衣跳下车:“报告处长,只有这一个活的了。”
黄一彪大声地问道:“有跑掉的吗?”
“应该没有,都被打死了。”
黄一彪“哦”了一声,走到“断剑”面前。“断剑”显然刚挨过打,嘴角还流着血。黄一彪假惺惺地掏出手绢,拭去了他嘴角的血,说:“有必要为几个东躲西藏的土包子流血嘛。我说这位先生,长相很斯文,实在象个读书人,为什么不放聪明一点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呢!生命乃父母所赐,万不敢轻待之。”
“断剑”凛然的样子,不看黄一彪。
黄一彪嘿嘿一笑:“都这样,开始还挺有骨头,但我会叫你变成软骨头的。”
钱之江从“断剑”身边过去,雨顺着伞沿,往下滴答着水珠。钱之江已走过他们,看不见他们了,只听到黄一彪喊了一句:“带进来!”
特务押着踉跄的“断剑”进了楼,几乎是被拖了进去。
钱之江也到了机要处的楼前,他收起伞,甩了甩水……
里面空间比外面大,有十来个平方,但东西也不少:收报机、发报机、发电机,各种机器的空纸箱子,桌椅、沙发等。这里的东西大多应急而来,但来了以后好的、坏的都留下来了,久了就有点儿像个废品仓库,说明他们已在此工作时间之长。“火龙”走到工作台前,先理了理两股电缆线,然后坐下,操作起机器,给人一种如入无人之境、一切都在他得心应手中的感觉,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的,但又是从容的,尤其是他一手转动频率旋钮,一手随时准备抄收的那个感觉,更令人叹为观止。各种调子不一的电台声音在他停停续续的转动中纷呈。
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了,“火龙”的左手硬在那里,右手随之动。稍作记录后,他高兴地叫了一声:“没问题了,他们正在呼叫联络。”
“老虎”看看闹钟:“可还没到联络时间呢!”
“火龙”:“这说明有急电要发。”
罗进看着他们,随之响起了“滴哒滴哒”声响。
“老虎”是年轻时的丁阿姨,地下电台译电员。那个时候,她与“火龙”刚刚结婚,还没出蜜月阶段呢。罗进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电台负责人,代号“白兔”。因为是大高个,又是领导,组织内部人都喊他“大白兔”。他和安在天的母亲表面上是兄妹关系,所以也是天天的“舅舅”。
同样的“滴哒”声也在这里响着。报务员是一个年约25岁的姑娘,名叫裘丽丽,她当时脱岗正在一旁偷着煮咖啡,听到“滴哒”声后,赶紧跑了过来。钱之江恰好从外面进来,随口问道:“有事吗?”
裘丽丽发着牢骚:“这不刚上班就有事了,现在又不是联络时间,瞎叫唤个什么?”
钱之江:“这说明有急电要发,注意守好。”他阴沉的脸,声音冷冷的。
裘丽丽不时回头看着咖啡。
国军的机房是很象样的,同时有三个报务员守着三台机器,还有一个值班组长。钱之江问组长:“今天你值班?”说完,看值班记录。
咖啡“扑”了。裘丽丽想过去,这边“滴哒”声却不断。钱之江走过去,把咖啡拿开了……
与此同时在南京一个机房内,“嘀哒”声不变,一只手在不停地发报。突然,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摁住了发报者的手。
发报者吃惊地抬头看他。“白手套”说:“更换频率,增加一级密度!”他的口气不容置疑,声音是冷的,背影也给人一种冷的感觉。
发报者问:“这……换……多少?”
“这要问你。”
发报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准备翻找,却被“白手套”甩到一边。
“白手套”:“你以为这联络表那么可靠吗?你有共党就不可能有?”
发报者无所适从。
“难道你们每天联络就没有一点儿默契?这是一份绝密又绝密的电报,绝不能让共党截获了!”
这边的滴哒声还在响着,“火龙”却将铅笔一甩,不解地说:“怪了,没发报就说再见了。来,快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什么?”话音刚落,“滴哒”声也石沉大海了。
“老虎”接过“火龙”递过来的电报纸,当即翻开密码本,译了起来。
“老虎”:“就一句话。请启用新频率,为我部张连富之妻即汪莉莉生辰的日、月、年。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罗进:“临时更换频率,肯定有重要情报。”
“老虎”:“快找找看,能不能找到?”
“火龙”:“这太难找了。”
“火龙”摘下耳机,给人感觉他似乎不想找,但其实他是想用两台机器来找,这样必须使用听筒。他戴上两只听筒,双手转动着两台机器的频率旋钮……
在特务处行刑室,桌上放着一只鸡蛋和一只铁蛋,黄一彪拿起鸡蛋,问:“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是什么?”
“断剑”掉头不理。
黄一彪问在场的特务:“那你说,这是什么?”
“鸡蛋。”
黄一彪哈哈大笑:“不,这不是鸡蛋,这是共军,共军现在就是鸡蛋,太不堪一击了!”他举起铁蛋,手一松,铁蛋把鸡蛋砸个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