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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吸了一口烟，沉稳地望定张衍，语气坚定地说：“我们现在挺进大别山，斗争形势十分复杂，部队急需干部，建立地方政权也急需干部。干部从哪里来？要从学校里培养出来嘛。毛主席最近要求我们做好两件事，一是办报，一是办学。现在我们想以陈赓同志办的豫陕鄂军大为基础，再组建中原军政大学，我们的刘司令员兼校长和政委，组织上决定你作为军大的主要领导之一，参加筹办工作，你抓紧准备吧。”
没有二话可说，张衍坚决服从刘邓首长的命令。1948年9月，张衍出任中原军大政治部副主任。由中原军大到二野军大，他一直负责宣传教育工作， 是刘华清的老搭档。到了重庆，他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余秋里、刘华清调离二高步校后，他和徐立行一起，主持学校的领导工作。
张衍坐在办公桌旁，下意识地扫视着宽敞高大的房间，这栋大房子就是当年蒋介石住过的“蒋公馆”，二高步校进入林园之后，余秋里住在“林公馆”，刘华清住在“蒋公馆”，两位领导调离后，徐立行和张衍分别搬进这两栋大房子里。
“别了！蒋公馆！”张衍一笑，自己开句玩笑，忙着铺开稿纸，开始准备明天全校动员大会的报告提纲。
电话铃声响起，张衍抓起电话，是西南军区副政委王新亭打来的。
“张衍呀，军委命令下达后，干部和群众中有些什么反应啊？”王新亭单刀直入，大声问道。
“王副政委，总的来看反应是积极的，坚决拥护军委的决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嘛。但是也有不少思想问题哩。”张衍答道。
“主要是什么思想问题呢？”
“主要是南方同志怕冷，说到了哈尔滨，鼻子要冻掉了。”
“哈哈！”王新亭在电话那头儿忍俊不禁，“那都是瞎说，你忘了吗？我们过江之前，部队里流传这样的说法：江南的蚊子比麻雀大！北方人不是也吓了一跳吗？传说不可信。不过，学校一定要做好御寒的充分准备，到了哈尔滨，天气就很快转冷了，要多想想困难哩。”
放下电话，张衍继续伏案写报告提纲，多年政治工作的经验，他知道报告一定要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由浅入深，摆事实、讲道理，切中要害，不能讲泛泛而论的空话。张衍文思快捷，不到两个小时，他已准备好了明天的报告，他站起来，想去看看孩子睡没睡，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
“是张衍同志吗？我是陈赓啊！”张衍刚把听筒放在耳朵边，就传来北京灵镜胡同的声音。
张衍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他已经多年没有听到陈赓的声音了，记得是1942年初春，张衍在太岳军区第一次见到全军闻名的“陈胡子”司令员，他被陈赓的儒将风范深深折服了。在武乡县举行的抗大六分校开学典礼上，陈赓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都讲了话。解放战争时，张衍在河北邯郸遇见陈赓，陈司令员见面就开个玩笑：“张衍，你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像博古同志呢！”陈赓像一团火，干部们一见了他，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
张衍握紧电话连忙答道：“哎呀，陈司令员呀，你好吗？我是张衍，我是张衍啊！”
陈赓在电话里照旧是轻松
幽默的口吻：“张主任呀，多年不见，有点想念呢！这一次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一块儿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徐副校长已经在北京了，你还要在重庆辛苦一段时间呢。二高步校是我们军工学院的基础之一啊，如果西南军区要从你们那儿调干部，你可千万不能同意呀！特别是师以上的干部，一个都不能放，这是中央军委定的。其他的事，比如思想动员、搬家准备，我相信你们都能很好地完成，我不多说了，重大事情，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同时注意取得西南军区的支持，你们还在军区的领导下嘛！”
听到陈赓亲切的声音，张衍的心情不禁激动起来，扼要地汇报校党委关于执行军委命令的具体工作安排，他最后说：“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二高步校的同志们一定会按着军委的决定，准时赶到哈尔滨。”
张衍在全校作了总的思想动员报告之后，校部、五个大队以及练习团又分头召开动员大会。此时余秋里政委已调到西南军区任财务部部长，他也被学校请回来，对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当时层层开大会，人人表决心，党团员带头，对思想有顾虑的同志则由干部包干，登门谈心，一次不行两次，直至思想通了为止。这些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部队学校所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没有多久，全校出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向苏联学习”、“为了国防现代化”、“迎接抗美援朝的胜利”，这样的大标语几乎布满了全校。凡是正式编制内的干部和教员，都为自己能有机会进入一所大学而且为国防现代化服务而兴高采烈，不属正式编制的人员只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
8月初，各个单位都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准备搬迁工作，收拾办公物品，钉好包装箱，登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张衍、张文峰等领导同志每天都下基层检查进度，要求大家发扬当年二野挺进大别山时，那种能打硬仗、团结协作、雷厉风行的光荣传统，出色完成全校的万里大搬迁。至于干部自身倒好办，当兵的嘛，打起背包就出发，谁家也没有多少细软家当好带。
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4）
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林铁锋两口子都是老八路，爱人李锐是位医生，临盆在即，就是不肯请假，天天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在医院里忙碌着，为了北上，医院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她都舍不得丢下，终因劳累过度，孩子早产了，抱着才四斤重的儿子，李锐还是挺高兴的。
她对丈夫说：“老林啊，给孩子起个啥名呢？”
林铁锋说：“咱们就要去哈尔滨建设军工学院了，就给孩子起个‘小滨’吧，大号叫‘林晓滨’，纪念哈尔滨。”
林铁锋夫妇带着先天不足的孩子到了哈军工，在建院初期的繁忙工作中，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托给一家市民看着，没想到孩子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林铁锋夫妇一辈子养着这个残疾儿子，这是后话。
二高步校成建制地调往万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这在重庆的军政各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三反”“五反”的时候，二高步校曾派出数百名干部到重庆各大单位担任工作组负责人，领导运动，因而名声在外，颇有影响，这次说什么也要好好欢送一下。于是，林园每天晚上都歌舞不断，不是演川剧、京剧，就是放电影，办晚会，好不热闹。西南军区话剧团还专门演了新编话剧《在新事物面前》，讲的是解放军干部转业地方，当了工厂厂长，在经济建设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再立新功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非常适合二高步校当时的形势要求，大受全校师生员工的欢迎。
从8月底开始，二高步校人员分批向哈尔滨开拔了，首批人员由主持训练部工作的副部长张文峰带队。在朝天门码头，张文峰正在指挥大家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江轮，他中等身材，其貌不扬，却以沉稳机智，精明干练，口才一流而闻名于二高步校。
张文峰是山西夏县（原沁水县）人，1919年10月28日生于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战乱中度过的，1938年3月，为了抗日救国，张文峰参加革命，同年6月入党，不久出任沁水县县委宣传委员。1941年12月，22岁的张文峰调任士敏县（现沁水县）县委书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太岳纵队10旅教导大队政委，成为陈赓的部下。1947年初，张文峰奉调太岳纵队随营学校，任政治主任，随营学校的校长和政委由陈赓兼任，从此他和陈赓的接触就更多了。现在陈赓点将张文峰当先锋官，是基于对这位老部下的了解。
在那个夏秋之交的大热天里，重庆的市民常见到一队队军容整齐的年轻军人有说有笑，奔向江边，他们响亮的歌声，随着浩荡东去的大江，飘得很远很远。这就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二高步校万里大搬迁。
船过水急滩险、峭壁千仞的三峡，直奔武汉三镇。在汉口，二高步校的师生们常常要等上几天火车，当时哪有舒适的客车送他们北上，大凡军事行动，都是坐闷罐车。在京汉线上，时常要停下来等待，为别的车让路，一路上的辛苦不言而喻。一出山海关，身着单军装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秋风瑟瑟，寒气逼人了。大批同志不适应气温骤变，感冒发烧。但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建设军事工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