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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满意地笑了，他相信院党委树的这个典型没有错，谭国玉不是孬种，他是一块好钢。
谭国玉作为试读生，精神抖擞地进入工程兵工程系三科学习。在党支部会议上，他对科主任林铁峰和全科党员说：“党给了我这样好的学习机会，这是自己的荣誉和幸福。我刚入学，就像是个瘫痪病人，连一步路也走不动，通过预科学习之后，现在能够走几步了，我争取今后不但走好，而且要学会跑，要跑得快、跑得稳，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
陈赓后来又找谭国玉谈过两次话，主要是提醒他注意改进学习方法，不能总是通宵达旦地苦读，要多向成绩好的尖子学员学习。
系主任唐凯也常找谭国玉谈话，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主任林铁峰则与谭国玉朝夕相处，像个老大哥似地呵护着这位全院刻苦学习的典型，每逢星期天，林铁峰害怕谭国玉疲劳过度，拽着他到家里坐坐，吃点便饭，聊聊天，借此让谭国玉调整、放松一下。
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6）
谭国玉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他逐渐摸到了学习的门路。试读过程中，他仍一如既往地争分夺秒，刻苦用功，放弃一切娱乐活动。虽然年迈的父母就住在本市，可他竟然两年不回一次家。
“磨刀不误砍柴工”，谭国玉学会了用巧劲，注意改进学习方法，注意弄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他向班里同学请教记笔记的方法，及时做小结。一边学大学课程，一边复习巩固中学课程，他在作业上一丝不苟，他常说：“在作业上‘返工’、‘回炉’是最不上算的事情。”“在学习上积压问题或不求甚解，那就如同一个战斗员不彻底消灭敌人一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科第一学年的上半学期考试，谭国玉只有个别功课不及格，半年后的期末考试，所有功课全部及格。谭国玉终于摘掉试读生帽子，转为正式生。
第二学年的上学期，谭国玉的考试成绩中出现了4分，下学期考试时出现了5分。
“这是真的吗？”苏联顾问耸耸肩，问系主任，唐凯笑道：“那还有假？谭国玉学习成绩上来了。”顾问摇摇头走开了。唐凯忙找林铁峰：“老林，谭国玉的成绩不会有问题吧？”
林铁峰眨眨眼睛说：“不会吧！好几个教员在场呢。”
唐凯和林铁峰既高兴，又怀疑，于是每次考试都到考场看着，教师们也不放心，别人口试一张卡片，谭国玉要抽四张，老师们反复地提问，真是神了，竟问不倒谭国玉。
这一下子可震动大了。从第三学年开始，每逢期末考试，系、科首长和教师坐在一起当考官，看谭国玉得了5分，就另外抽一张试题卡片让他再答。结果还是5分。这么对待谭国玉真有点不公平，考他一个人等于考三四个人，肚子饿了也得坚持答题。有一次考试，唐凯和林铁峰都来“陪绑”，林铁峰怕谭国玉挨饿，还带来面包和水壶。谭国玉胸有成竹，他对他们说：“请首长放心，这次我准能考5分，你们就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考试结果，果然是5分。主考老师对谭国玉进行口试时，听完他的回答，总还得“旁敲侧击”一番，直到确信他真正掌握了才罢休。
第三学年上学期谭国玉消灭了3分，下学期考试一炮走红，全都是5分，从此他的成绩单上消灭了4分。他获得了在军旗前照相的荣誉。
然而苏联顾问团对谭国玉的成绩仍抱着怀疑的态度，首席顾问奥列霍夫曾和刘居英打过赌，他才不信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当兵人会门门功课满堂红。他指示五系主任顾问克拉辛柯夫教授“赤膊上阵”，亲自到考场观察和监督谭国玉的考试。尽管顾问眼睛瞪得溜圆，盯着谭国玉的一举一动，但在从容不迫的谭国玉面前，他服气了，这个中国小伙子是考不倒的。
走出考场，克拉辛柯夫对谭国玉竖起大拇指：“奥钦赫拉少！”他又对林铁峰说：“在谭国玉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
那天刘居英副院长向奥列霍夫谈起一期学员的期末考试，老爷子突然打断刘居英的话：“亲爱的副院长同志，对不起，你还记得我曾为五系学员谭国玉的考试成绩问题与你打赌吗？我想说，我输了，按我们的约定，我要请您和夫人来吃饭。”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陈赓慧眼识英才，他看准谭国玉是块好钢，为哈军工竖起一位刻苦学习的标兵。谭国玉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为工程兵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谭国玉的事迹早以定格为哈军工历史中的一部分，并影响着后来众多的哈军工传人。而作为杰出教育家的陈赓，以人为本，因材施教，4次找谭国玉谈话，苦口婆心地开导启发，已成为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流芳百世的传奇故事。
当时哈军工各个系都十分注意树立各自的“谭国玉式”的标兵。
空军工程系一期学员郭群芳，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同志，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参军后又没有机会复习，进入预科后成了“困难户”。但她不向困难低头，以顽强的意志刻苦攻读，一遇到困难，她就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次生与死的搏斗。
第五次战役时，在20军当文工团员的郭群芳才19岁，她奉命从火线上护送十几个伤病员回后方
医院，她自己的脚伤还没好，又发着低烧，可她一直咬牙坚持着，他们昼伏夜行，常常遭遇敌机轰炸，整整走了五天五夜，没有东西吃，靠小河沟的水维持生命，经过千难万险，她终于把伤病员安全护送到指定地点，她自己也昏迷过去。
经历过生死考验，郭群芳认为眼前学习上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功夫不到家，方法不对头。她勤学苦练，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成绩稳步上升，经过5个月的文化补习，扭转了被动局面，闯过了入系大关，第一学期的考试，郭群芳成绩都在4分以上。
哈军工学员队的干部中流行一句口头禅：我们科的学员只有成绩高低之分，而无用功不用功之别。
哈军工的学员们对时间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的学员平均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如果不是军号声约束着，学习时间还会更长。中午不休息是普遍现象，星期天叫“星期七”，节假日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当多的学员整个学期不上街、不看电影。有的学员从大学到毕业，不知道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和江心的太阳岛是个什么模样。在现代青年人看来，当年哈军工的学生无异于“清教徒”和“苦行僧”，在宛若花园的校园里，花前月下、曲径回廊，见不到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男女，只有谈论思想进步，交流
学习心得的战友和抓紧点滴时间研究、布置工作的班干部。他们视学习为战斗，把学院当阵地，他们须臾不敢忘怀的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完不成学业，毕业后不能胜任军事工程师的职务。
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7）
这就是现代青年人难以理解的当年哈军工学子纯真圣洁的精神境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哈军工学子以“人在阵地在”式的忘我拼搏，成为那个时代的强者。
有人会说，“谭国玉式”的学员是因为基础差，才玩命苦读的，曾上过大学、数理化基础很好的学员总会轻松一点吧？罗培林是海军工程系船舶设计科学员班班长，共产党员。他是一期学员中的另一类先进典型。
罗培林是湖北黄冈县人，1928年生于大别山，从出生到少年，罗培林都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姨母领他逃到四川宜宾，在一家难童教育院读书。教育院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所创办，刘校长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暗杀了。此时的教育院由刘校长夫人维持着，她对孩子们说：“如果谁好好学习，我就供他上中学。”罗培林特别用功，成绩名列前茅，他如愿考上江津九中，刘夫人一直资助罗培林读书，不求任何回报，罗培林对老太太的施教之恩感铭不忘。
1947年秋，罗培林投考湖北国立师范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就迎来了解放大军。1949年，他在武汉参军，1953年底成为哈军工第一期学员。
尽管罗培林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可是对待学习依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始终保持踏实认真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作为学员班长，他的社会工作多，时间比别人更紧，但他善于合理安排时间，仍然保持优秀的成绩，头两个学期各门功课都是5分。
1954年7月，他们班